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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日报
西晋末年,伴随着八王之乱后,短暂统一的中国迎来了“五胡乱华”时期。在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建都于成都的成汉政权是第一个。然而,这个只有43年历史的政权因史料稀少,一直十分神秘。5月7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公布金堂县近30座成汉墓葬发掘成果,造型独特的镇墓俑、青铜镜、印章等器物,掀开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冰山一角。
据介绍,这是四川地区首次发现大规模成汉墓葬。
近30座崖墓属于成汉时期
公元304年,李雄攻下成都,成汉政权由此开始,公元347年被东晋桓温所灭。此次考古项目领队龚扬民介绍,西晋末年,秦、雍二州因连年荒旱,天水、略阳等六郡的氐、羌和汉人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区。公元296年,李雄父亲李特率民入蜀,由于地方官吏的贪暴和政府限期迫令返乡,李特利用流民的怨怒,在公元301年于绵竹聚众起义。连年征战中,李特和其弟李流身死,李雄继续领部众攻下成都,最终成立成汉。
短短43年的执政,令史料对该政权记载甚少,关于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也相当稀有。龚扬民透露,在最近几十年的考古中,已经确认的成汉墓葬不足十座。其中,1985年发掘于成都市桓侯巷的一处大型券顶砖石墓,因墓葬纪年砖年号有“太康”“玉恒”“汉兴”等明确纪年,加之随葬品中未发现晚于成汉器物,被确认为成汉时期墓葬。此后,双流、广元、西昌等地,也陆续有零星墓葬出土。
2017年7月,大规模的成汉墓葬却在金堂县十里村被发现。为配合当地基建,考古队对项目范围内的崖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出东汉中晚期至两晋时期崖墓90余座,其中,近30座崖墓属于成汉时期。
凸眼镇墓俑和三星堆纵目面具神似
让人惊讶的是,这批成汉时期的墓葬并无明确纪年的相关文物。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除了其中出土一批成汉时期发行的“汉兴钱”以外,考古人员的最重要依据,就是出土的镇墓俑。他们头上左右有角、伸出舌头,双目凸出,呈橄榄形状,有的双手执蛇,有的则一手执蛇一手执铁锤。相比两汉时期模制的精致随葬俑,这些镇墓俑多为捏制,看上去相当粗糙。“它们的形态特征,和桓侯巷成汉墓中出土的陶俑十分相似。”
两汉时期,成都地区以说唱俑为代表的墓葬俑,制作栩栩如生。为何成汉政权时期,会出现这种独特造型的镇墓俑?
这不得不提到成汉政权李雄所属部众的来源。龚扬民说,李特祖辈是賨人的一支,世代居住在巴地宕渠(今所属达州)一带。川东信奉五斗米道,当张鲁在汉中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以后,其祖父便受宗教感召举家投奔。这种凸目、执蛇的墓葬俑造型,就极可能与道教的宗教信仰有关。在道教中,红舌的蛇象征可以吐火的龙,铁锤则是雷公信仰,代表闪电,其寓意用仪式来驱鬼。龚扬民说,这种镇墓俑再做成凸目形象,可能与古代眼睛在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有关,“凸目的镇墓俑,或许更有镇墓的威慑力。”
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考古专家索德浩看来,这种和三星堆纵目面具相似的造型,可能标志着两种文化有着共同的来源地:川西北和甘青地区。索德浩认为,甘青区域是氐、羌二族的传统居住地,岷江上游和甘青地区的文化一直影响着成都平原。由于甘青地区远离中原文明,千年来得以保存很多原始文化面貌。因此在成汉时期这一地区的人民再度大规模进入成都平原后,才会出现成汉俑与三星堆造像相似的特殊情况。
粗糙手工艺或佐证蜀人外迁
成汉时期镇墓俑的粗糙,在龚扬民看来,或许可以佐证史料中关于李特攻打成都的相关记载。因为成汉流民政权的性质,战争中杀掉很多蜀地工匠,建立政权后更是造成蜀人大量外迁,“镇墓俑从两汉时期的模制,倒退为捏制的工艺,或许就和工匠流失有关。”
有意思的是,这批成汉墓葬同时还出土了几枚精美的铜镜,其中一枚“四鸟纹镜”纹饰精致,手工非同一般。龚扬民说,“这枚基本可以确定造于成汉时期的铜镜,说明成汉政权在掠城之后,还是尽量保存了部分手工业。”尽管是流民政权,但史料记载,成汉政权成立后,与民休息,薄赋轻税,百姓富实。虽然也曾模仿中央王朝设立了官制,但治理方式存在区别。此次出土了一枚“军司马印”的墓葬成为史料佐证。军司马相当于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然而出土墓葬等级并不高,说明政权的等级划分尚不明显。
龚扬民说,这批成汉墓葬的出土,为研究东汉晚期至两晋时期四川地区人口迁移、技术发展及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对研究成汉政权性质、成汉时期科技水平及宗教信仰也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