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汪德龙的金石书画艺术欣赏

　　文：陶薄吉

　　汪德龙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高级美术师，从事影视美工近四十载。在影视剧制作中，影视美工工作兼具艺术性和技术性，是决定影视作品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一名优秀的影视美工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修养、富有创意的想象能力、心灵手巧的创作技能、移山造海的魔幻手法、契合观众心理的审美观念等，正是在这种百科全书式、得天独厚的艺术环境中不断地学习和历练，汪德龙实现了他的艺术梦。

　　在影视艺术领域汪德龙以实干闻名，熟悉他的人都知其内秀，依靠格物致知的精神、心物一体的创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通过几十年的历练，业已成为在诗、书、画、印、雕刻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的艺术家，尤其是他的书画印已具有鲜明的汪氏风格，其作品受到艺术界和收藏界的高度认同，影响越来越大。

　　汪德龙的艺术成长轨迹是先入画学，为提升绘画技能而苦练书法，因工作需要而研究雕刻，受友人之请而制印，随着视野的拓展和艺术修养的提升，进而吟诗作赋。在勤奋、悟性、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下，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承担了近百部影视剧的美工工作；为国内外一百多部影视剧题写片头，如人们熟知的《武士》、《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茶马古道》等片头均出自其笔下；绘画涵盖花鸟、山水、人物，画作兼具传统又独抒已意；雕刻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金奖，并担任全国刻字展评委；具有鲜明汪氏篆刻风格的印章成为书画家和金石爱好者难得的佳品，福建和浙江等印石和篆刻之乡的专业机构纷纷聘请其讲授篆刻艺术。

　　品味汪德龙的书画印，纵观其艺术成长之路，以下几个方面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1、意在笔先，经营位置奇正合。我国南朝绘画理论家谢赫曾提出中国绘画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摸写。六法成为中国画创作的主要美学原则，也是批评家、鉴赏家审视绘画作品雅俗高下的标准。其中经营位置逐步被后人所突出，成为评价中国画的重要标准，即绘画“必先立意，然后章法也”。为什么中国绘画将经营位置的重要性突现出来，自古以来有众多名家论述其理，笔者认为关键是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原理有关。散点透视可将较大的场景、远近山川房舍人物、纷繁杂乱的众多景物等融于一幅画作中，这就需要注重主体对客体的取舍，使有限的形体点化成无限的空灵妙用，表现出符合画家期望的内在真实。这种手法给画家带来空间处理上的极大自由，创作者可依据自我精神、主题精神、时代精神等需要来取舍景物和合理配置，如同大型复杂装备需要高水平的集成技术一样，经营位置成为最能体现创作者综合素养和技法水平的重要标准。

　　在近代中国画坛，黄宾虹得益于幼年就受画在笔先、“面纸三天”理念的影响，齐白石先生因早年木匠经历和细致观察自然而受益，使二位都成为经营位置的大师。汪德龙受益于影视美工的历炼，在经营位置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影视剧中每一场景从静态看都是一幅生活画面的构图，一部剧中需要变换几百次甚至上千次场景，作为优秀的美工就需要依据剧情和环境的特点，策划和构思出符合预期的场景。长期的美工实践炼就了汪德龙的场景变换能力，使其成为经营位置的高手。他常讲：“影视中的各种场景都要协调合理，还要有几个支点，并要奇中求稳、静中显动，才能使场面自然协调、富有生活情趣”。

　　汪德龙作画能匠心独具，奇正相依，在不平衡中求平衡，达到势向与位置、虚实与疏密、开合与起结、均衡与呼应的和谐。如<清香>分三个层次，中间一层占满画面的整个宽度，为全图确立丰富和稳健的格局；上层的荷叶和荷花展现出莲荷之秀美和高贵；下层的花盆以八大山人之笔意勾出，着力表现画面根基部分所应有的轮廓张力和俯视角度下的质感，并以其独特的用笔画出连接三层的荷茎，中通外直，交叉错落，使整幅画面合理聚散和起收，充分展现莲荷的自然特质和形式美。画面气韵充沛、耐人寻味，使人体会到唐代李商隐的诗意：“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兰之猗猗>的构图则以下部和上部为主，用简单几笔连接两部分的山体，既突显山势陡峻，又丰富了笔墨情趣，有南宋“夏半边”之神韵。在<泉飞疑度雨>中以老辣的笔力勾勒和皴擦出层峦叠嶂的山峰，时隐时现的山泉从幽深的群山中流出，湿润的水墨点染出大山的深遂与厚重，配以枯笔写出的虬龙状古树，展现出一幅人间仙境。

　　汪德龙在经营位置方面的高超水平不仅体现在其绘画创作中，也表现在其书法和篆刻创作中，在<英雄>和<十面埋伏>等书法作品中的布白和字群结构，与其篆刻的印文设计中都展现出来。

　　2、神游物外，心手双畅魏碑魂。以文字为艺术的中国书法，是我国真正的国粹，古人将其作为科举进士的基本技能与艺术相结合，今人视其为修身养性的雅好或创造财富之工具，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书法爱好者期望借鉴前人之长，创自我之风格，但如愿者犹如凤毛麟角。中国书法的艺术内涵极其深遂，首先需要长期认真临摹才可能得其形，有了坚实的基本功后，潜心研习某名家名作后才可能得其意，而真正能顿悟著名碑帖之精髓、做到心手双畅的书家极少。汪德龙在静心悟道中，几十年来“砚台耕耘牛未歇”，练就超群的笔墨功夫，成为当今难得的、具有鲜明个性风格的书法家。他书画创作都用软羊毫长锋笔，驾驭这种软笔要有深厚老道的笔力和技巧，而汪德龙使用这类毛笔能心手双畅地自如飞动，写画出飞白刚劲的线条。观摩其创作、反复品味其作品、了解其师古人之路，许多人都被其书法艺术所吸引和折服。

　　在人们赞美其书法作品时，汪德龙总是谦虚地讲：“许多懂艺术的朋友初见我书法作品，都说是有独创性，其实我是在打好篆隶楷基础、临写南北风格的名家碑帖后，选取适合自己的书体来重点学习和研究，受益最大的是魏碑《元泰墓志》。我的书法中有许多《元泰墓志》的笔意，只是因为很少人关注元泰碑”。汪德龙的观点正应验了康有为先生的判断：“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在汪德龙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看到《元泰墓志》的特点，如用笔遒劲、率意稚拙，在非对称和不平衡中达到结字之美，如<金农诗>中“外”字一点大胆上移、“断”“少”“无”“地”等行笔变化之美、“吹”“行”等具有禅意的缺笔、“不”“间”局部的夸张、“题”“龙”的捺向上翘收，作品中充满着如竹节、蟹爪等形状的硬朗线条；<十面埋伏>中非对称的“面”“埋”“伏”三字；<英雄>中的动感和豪迈之气等，都蕴含有魏碑之法，融理法趣于一体。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邱才桢教授在研究电影片头题字后曾指出：“电影、电视是跟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视觉传媒，它们的传达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影响着人们对书法的审美偏好”。他认为张艺谋历年的电影片头书法总体不好，多为江湖俗书，但对汪德龙所题的片头给予高度赞赏：“因为丰富的经验，使这位书画高人（指汪德龙）创作了多部佳作，据说在选择《英雄》片名的题名者时，张艺谋让好几个人试着为其书写，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直到张艺谋看到韩国片《武士》的海报，问起片名的书写者才找到汪德龙。后来，张艺谋拍《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时，还是想到了汪德龙。……《千里走单骑》书法很好，厚重饱满，不乏灵动稚拙。……《十面埋伏》书法甚佳，融合碑帖、厚重灵秀，代表当时书坛高水平，与影片内容也是契合的。”行家和观众的高度认同证明张艺谋的选择是很有道理的，首先从<英雄>中可感受到深厚的魏碑功底，“英”字厚重中显灵动，犹如英雄者沉稳而敏捷的形象，在苍劲、浑朴和飞白的韵律中，又显示出些许悲壮苍凉之感；其次“英”字和“雄”字的右边均为下宽上窄，犹如天梯，隐喻人们对英雄的仰视和敬佩；再次是“英雄”二字上承下合、气韵流畅，并将“英”字的捺向右上翘起，既有动感又与“雄”形成呼应契合关系，且“雄”字左边与“英”字笔划合理错落；最后，“雄”字左边的横和撇组合如同武林高手之身影，但处在“英”和“隹”的夹缝中，隐喻武功高强的燕赵猛士，也无法阻挡大秦帝国的统一之路。片头在展现高超书法艺术水平的同时，预示着英雄悲壮的宿命，引来多少仰慕与叹息，这或许能体现中华文化对英雄的多层情感，也是书法意境和影视内容之间的感情赋，突显了汉字在影视作品中的独特文化优势。

　　细细品味汪德龙题写的其它众多影视片头，更会对其书法艺术油然而生敬意，如<十面埋伏>以刻字手法所展现的书风，在起伏错落关系中，为表现危情四伏而夸张的“十”字，如同迷魂阵般的“面”字，给人意外和危急之感的“埋伏”二字，均不失魏碑韵味和秦权胆魂，非真正领悟中国书法真谛之大家而不能为。在我国，爱好书法的专业和业余人数不下千万，至今无人憾动汪德龙作为题写影视片头第一专业户的地位。因此，我们能理解以影视“韩流”征服世界的韩国，其《武士》影片的导演为什么要跨国来请汪德龙题写片头。

　　3、悟道临写，笔墨淳厚精气神。汪德龙自幼喜欢绘画，选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后从事影视美工工作，在复制技术还未兴起的时期，影视美工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是为影视场景绘制各类书画作品。因工作需要临摹各家画风，同时有机会领略祖国的名山大川之美，为其绘画打下了宽厚而坚实的基础，在绘画技法不断提升的同时，其审美观则向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笔者与其探讨艺术成长经历时，汪德龙特别庆幸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机会陪同日本来华拍摄《敦煌》电影的剧组到敦煌，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观摩和临摹众多壁画，吸收我国古代绘画艺术之精髓。

　　我国历史上许多大艺术家早期都是临摹高手，如元代的钱选、近代的张大千等，通过临摹炼就了各类画风的技巧，融合百家之长形成自己风格，终成为艺术大家。敦煌临摹的经历使汪德龙的绘画技法产生了质的飞跃，美学观也得到升华，对其画风形成产生巨大影响，今天汪德龙的画作中不仅有青藤八大之气韵、黄质齐璜之笔意，也有唐宋遗风。因此，他非常敬佩张大千当年费尽家产，坚持临摹敦煌壁画的精神。

　　在绘画的画幅形式上，如同黄宾虹和齐白石都是以竖幅立轴为主一样，汪德龙绘画也多为竖幅立轴。立轴如赋，其层次多、空间深远、胸襟开阔舒展，运用散点透视手法，可有磅礴气势，给人以挺拔、庄严之感。汪德龙的绘画做到疏密相间，虚实相生，真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画面中元素间的起、承、转、合手法高超，在合理的起收和聚散中完成构图。其画作在整体散点透视中，分部分运用焦点透视原理，使其首尾相顾、互相呼应、气韵充沛、耐人寻味。如<清香>中三个层次均用局部焦点透视手法，增强了画面的真实和空间感；中间一层占满画面的整个宽度，内容丰富，有舒展的荷叶与卷曲的嫩叶相依、绽放的荷花和着色的莲蓬结伴，合理运用浓淡墨色形成鲜明对比，增强视觉冲击力，与上层注重荷花和荷叶的高贵秀美形成对比；以侧笔画荷茎，飞白与硬朗中展现精神。创作中很好地运用了破墨法，以浓墨破淡墨、以淡墨破浓墨及水破墨等手法，墨色浓淡干湿变化自然，使荷叶呈现出深绿和蜡质白粉之质感。准确把握正叶、侧叶、翻叶、卷叶、垂叶等各种形态表现，用淡淡的着色突显莲花开花时，其果实已具有的相依关系，给欣赏者展现莲荷品质的同时，揭示了寓意深远的人生哲理。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理论，书画兼善者不仅线条功夫好，把控墨色的能力也强，历史上善用墨者如王铎、黄宾虹等，都是书画融合的大家。为了提升自己的绘画技法，汪德龙在三十多年前以变法精神苦练书法，感悟以书入画之理。同时，在当今追求效率的商业化环境中，画家多以工业化生产的墨汁作画，但汪德龙如同黄宾虹大师一样，绘画时用上好墨块研磨墨汁，并善用宿墨和涨墨技法，使其作品墨韵丰富，线条富有质感，水墨分离效果极佳，从<泉飞疑度雨><清香><兰之猗猗>中的墨色变化可观其美。

　　张大千曾讲：“画画没秘诀，一是要有耐性，二是要有悟性”。汪德龙砚台耕耘几十年，独具慧眼的美术观，深悟古圣今贤们的艺术真谛，使其绘画作品厚重质朴，沉酣遒迈，自然率真，蕴藏着流动生发的情趣。观看其创作可以体会成竹在胸、意在笔先之精髓，软羊毫长锋在他手中能笔到意致、自然天成，在平园留重变之间，筋骨随形，真如唐代孙过庭云：“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如<兰之猗猗>画面中简节而险峻的布白、顽涩苍劲的山石、突兀悬崖的幽兰，在苍劲而有生气的兰叶、淡雅清秀的兰花中，全图上下意态呼应、顾盼生情、萧散简远、奇正相依之协调和力度美感跃然纸上，气韵之高雅使所见者无不称道。

　　4、融糅刀笔，秦权碑帖巧拙朴。篆刻是我国另一项国粹，自宋元时期文人们将诗书画印融于纸绢，就形成中国艺术特有的表现形式，并一直沿袭至今。文人们将印章游心赏玩，在印面之上跌宕生姿，使方寸之内充满古朴和浑厚，与印石温润的光泽、古雅的韵趣相结合，使篆刻艺术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讲究刀法的篆刻与书法、雕刻有着很深的渊源，汪德龙在积累深厚的书法和雕刻功底后，开始研究篆刻。按其本人所说，是朋友们看到他的书法和雕刻作品后请其制印，于盛情所迫开始研究篆刻艺术。借助雕刻练就的臂腕之力和刀功，配以汉唐书体技法，很快领悟到篆刻之真谛，在审视金石名家名作后，他选择随意、率真、潇洒、流畅的秦权铭文融入篆刻作品之中，逐步形成了挥洒自然的汪氏制印风格。

　　秦权量诏版是由地方政府上下仿效而成，其文字一般不是正规书家的严谨之作，多为刻工自由发挥。秦代民间书风上还带有浓厚的甲骨和金籀古意，字体大小参差不一，结构自由洒脱，笔画刚劲率真，这些正符合汪德龙所推崇的自由艺术理念。我国近代篆刻大家齐白石70岁以后，正是以秦权铭文为师，达到自己篆刻艺术的高峰。匠心独具地审视和研习秦权魏碑后，汪德龙的篆刻技法和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他篆刻时左手握石，右手执刀，刀与石之间自由使转、刀石互动、协调配合，合理地把握力度，使印面富有生气。同时，因其过人的臂腕之力，制印时切石如泥，走刀劲健雄浑，在翻转用刀中，集快、准、力于一体，形成放旷独特的印风。

　　汪德龙主张制印一刀过，尽可能不用第二刀，落刀干净利落，一去不回。在本文所列六方印章中，率意的印文中线条灵动、粗细相间、柔中带刚，蕴含秦权魏碑之拙意，高古中潜藏俊雅，朴素中彰显灵秀。从其印面和边款中可看出汪德龙篆刻的美学观，印面构思以自然为美，不刻求字间笔画比例，借鉴写意手法大胆留白留红，疏密相融。字间布局在非对称中求平衡，在不齐之中求整齐，追求印面的整体美。

　　与其他喜欢篆刻的人不一样，汪德龙的刀笔功夫既是长期砚台耕耘的结晶，又得益于对雕刻艺术的顿悟和实践。他曾与笔者谈到：“将有棱角的石头雕刻为人物及动物静物时，首先要从多次的切角开始，逐步将直角变为曲线，作品才自然”。在书画印和雕刻艺术的交互发展中，雕刻不仅有利于臂腕之力，也提升了造型和空间艺术能力，对书画印的创作都有帮助；而篆刻需要有良好的书法功底，同时篆刻也可提升书法创作的技巧和力度感，二者的线条功夫也是中国画的基本功。在汪德龙的书画印等作品中，行笔用刀在展转中充满精气神，既有张力又藏婉约，笔笔刀刀线条硬朗，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觉更方”的境界。受益于多项艺术融合发展，汪德龙常讲：“印人要懂书法，书家要懂刀法，笔法如刀法”。

　　人们对汪德龙的书画印艺术的喜爱和赞赏还源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作品质朴耐看，细细品味会给人以更多的美感和启迪；二是认真创作每一幅作品，杜绝类似复印或流水线式的雷同之作，除非是收藏者特殊指定书写影视片头内容；三是诗、书、画、印全面发展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

　　如同黄宾虹和齐白石从事书画艺术无固定师承关系、游走于兼学百家、师古人师自然一样，汪德龙的从艺之路也没有受条条框框和固定师承关系所局限。他做到研习百家师自然，画学兼修德艺长，加之独具慧眼的审美观念、豪放的性格、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精神，在不断探索中悟道法，凭天赋而中得心源，在诗书画印雕刻等艺术融合发展中，真正具有艺术大家风范。在当今浮躁的大环境下，时代更需要汪德龙这样的淡泊心态、悟道精神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艺术观。

　　（本文作者为文化学者、长期研究书画鉴赏及创作、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学院近现代书画研究中心研究员、汤用彤书院教授及艺术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艺术品专家团专家。对我国传统文化、书画艺术理论及鉴赏、艺术品金融等有较深入的研究，曾在《西泠印社》《收藏》《荣宝斋》《纵横》《金融博览》《中华艺术鉴赏》《光明日报》《太原日报》《经济学动态》《银行与企业》等全国著名刊物上发表数十篇论文，文章被《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雅昌艺术网、光明网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