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伊沛霞：剖析宋徽宗在具体情境中所做的选择

　　文：伯樵

伊沛霞（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为宋徽宗作传，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徽宗朝存世的一手史料少，野史笔记质量不高，作为中国传统史家眼中玩物丧志的败家皇帝的代表，要抛开偏见以同情理解态度待之谈何容易。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宋徽宗》（Emperor Huizong）尽最大努力进入徽宗的世界，剖析他在具体情境中所做的选择。徽宗不是完人，但也没有前人形容得那么不求上进，如果不是时运不济碰上乱世，他也许可以写写画画做个太太平平的好皇帝。在《宋徽宗》中文版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通过邮件采访了伊沛霞教授，请她谈谈如何为徽宗作传。

《宋徽宗》，[美] 伊沛霞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您的第一本书是关于中古时期的，其讨论对象是从魏晋到唐末的士族，是什么使得您的研究转向了宋代？

　　伊沛霞：1978年我的第一本书《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出版前后，我的学术兴趣开始逐渐转向宋代，主要原因是我想研究中国的家庭史。在西方，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欧洲家庭史的学术著作；同时，中国历史上家庭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相比于唐代，宋代的史料数量更多，也更全面，因为印刷术的推广使得很多宋代典籍得以存世；尤其墓志铭这样的史料，有助于后人重建有关宋代家庭的历史；此外，在宋代笔记（尤其是《夷坚志》）中，也有大量关于普通人的记录，其中包括很多关于宋代仆役和女性的记载。不过时至今日，随着大量的唐代墓志被发掘整理出版，唐宋史料在数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小了。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

　　您为什么会对宋徽宗感兴趣，并且要为之作传，而且一共写/编了三本关于他的著作？

　　伊沛霞：1960年代末我还在读本科时，人生第一次阅读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是韦利（Arthur Waley）写的白居易和袁枚生平，那是当时我们最容易找到、也最具启发性的有关中国的书了。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史景迁出版了一系列中国人物传记，同样帮助了一代英语读者去了解那个他们不熟悉的东方世界。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我始终有写一本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想法——关于传主的著作和相关资料最好尽可能地详尽，而传主本人也要足够有趣。本来我的第一个潜在对象是刘克庄，他有体量可观的文集传世，他的亲属也有很多关于他的记述。但之所以最终选择一位皇帝作为传主，主要原因是我对于文化的视觉层面（visual side）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之前的历史学家都过于依赖文字材料来研究历史，过分关注文化的言辞表述（verbal side），但是想想我们所身处的时代，看看那些广告的图像照片就知道，文化绝不仅仅只是文字。于是，作为画家、书法家、收藏家以及宫廷艺术家赞助人的宋徽宗，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我研究了他生平的不同向度，也被他人生的戏剧性所深深吸引，似乎很值得为他写一本传记。

　　宋代自神宗开始，神宗、哲宗（除早年高太后摄政时期）、徽宗一连三位皇帝，都选择了支持变革的新党，而不是以韩琦、司马光、苏轼等人为首的旧党，您认为其根本原因何在？

　　伊沛霞：我觉得神宗本人是新法的忠实信仰者。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且认为王安石有能力来帮助他实现这些目标。至于哲宗和徽宗，我觉得要考虑到，作为子女的他们对父亲的孝顺可能影响了他们的政策选择。哲宗、徽宗都不喜欢保守派将神宗朝改革（熙丰变法）描述成一场失败。哲宗似乎非常憎恨祖母对他的控制，他想自己掌权。而徽宗原本想要组建一个既有保守派又有改革派的内阁，并借此来进行统治，但是他并没有办法让双方彼此以礼相待。朝廷中两派的并存导致了持久的敌对，双方都指责对方图谋不轨。最后徽宗只能被迫站队。

　　宋代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党争。那么为何宋代的党争会如此严重？

　　伊沛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有过分析。我觉得这或许与宋代政府的结构，以及宋代士大夫精英对自身在政府中所起作用的自我定位相关。考中进士的人都知道考试有多难，所以他们深信自己是最优秀的一群人，有足够的资质来统治国家，而从某种层面上说，政府也是由他们在主导运行的。皇帝当然也有其作用，但更多是听取臣属汇报和主持典礼仪式；分析具体问题和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是士大夫的工作。

　　士大夫将政治决策基本看成是一种道德选择，有对有错，官员在反对他们看来是错误的政策时，也必须打着道德责任的旗号。随着这种修辞的不断升级，双方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也基本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士大夫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信任，从而上升到绝对的朝臣领袖地位，哪怕在面对女真人入侵这种真正的危机时，朝野上下也无法做到同仇敌忾。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皇帝本人，哪怕是认真勤勉的皇帝，也会觉得最好有一个首辅大臣来统领朝纲，这样就不需要事事协商、与所有人取得一致。但是那些被排除出核心领导层的士大夫会认为，不应该有一个官员拥有如此大的权力。这就使得皇帝本人处于“双输”的困境：如果有一个政治强人包办了所有政务，会被批评说无法容纳异见；而如果领导层有反对派的话，朝政又会趋向于一事无成，因为两派在所有事务上都会针锋相对。

　　关于宋代积贫积弱的看法是中国民间的主流印象，很多人认为这是宋代兵权被牢牢掌控在最高统治者手中后造成的“强干弱枝”。而您在《宋徽宗》一书中也提到，宋朝军队很难打胜仗的一大主要原因是，宋代的军事方针和策略都是由内廷做出，前敌将领无法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灵活机动。您认为北宋灭亡（以及很多对外军事行动的失败），在战术层面上，是要归罪于这种僵化的军事指挥体制吗？

　　伊沛霞：僵化的军事体制只是导致最终战败的部分原因。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之后，宋朝的军队并未做好战争的准备。这里也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原因。如果朝廷最高层的文官有一定军事经验的话，那么将军事机构的运转置于文官体制掌控之下或许还可以成立，但是现实是往往高层文官并不了解军事。此外，首都与前线战场之间的距离也意味着，朝廷发出的军令往往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中国传统史家的看法，经常会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宋徽宗的昏聩和蔡京等奸臣的当道，似乎“昏君奸臣”是中国王朝兴衰的必然原因。在您看来，北宋王朝的灭亡，是一次在各种偶然性促成之下的结果，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伊沛霞：在我看来，北宋的覆灭并不是必然的。如果辽能够镇压女真人的叛乱，宋辽之间的和平局面可以继续维持。如果没有方腊叛乱，北宋或许可以更快地向燕京拨派军队。如果童贯1115年去世，或许就没有什么徽宗信任的军界人士，足以鼓动他联金抗辽。我不否认来自北方的骑兵确实具有巨大的军事优势，哪怕没有女真人的出现，宋辽之间的和平状态能持续到1200年，蒙古人一样能够先灭辽再灭宋。所以宋王朝注定会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但是这一时间节点充满偶然性，不一定会在徽宗朝灭亡。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历史的假定。

《宋徽宗》英文版

　　您在《宋徽宗》一书中，对宋徽宗本人的性格做了深入的人物心理描写，您认为宋徽宗在面对辽金冲突时踌躇不前、反复无常是战略上的失误，还是处在当时历史情境下可以理解的观望态度？

　　伊沛霞：我觉得两者都有。徽宗想在压上所有的筹码之前先静观其变，这种观望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最后的结果证明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失误。

　　很多人认为《宋徽宗》一书是想给“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只懂艺术不理朝政、穷奢极欲、迷信道教的宋徽宗翻案。您认同“翻案”这个提法么？还是只是想对宋徽宗多一点“理解之同情”？

　　伊沛霞：我写作本书的初衷并非是为了给徽宗翻案。但我确实觉得他的一生极具故事性——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命运转折，而他对艺术的兴趣让故事变得更加有趣。我越是站在他的视角看问题，就越觉得对于他的历史评价过于严苛了。他花了很多力气试图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对于那些他无力控制的事情，他确实也没必要去过多地为之负责。当然，他有他的缺点，但是历史上多数重要人物也一样。

　　宋代之后，中国修史者往往会鲜明地站在道德立场上记录历史（如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您认为这种“道德史观”是否影响了我们对于宋徽宗、蔡京等人的评价？如果北宋没有受到外来的冲击，历史学家对于徽宗、蔡京等人的评价是否会改变？

　　伊沛霞：在我看来，对于徽宗、蔡京和童贯等人的流行观点，都受到了在历史中发现道德教训的习惯的影响。因为有些事儿出了岔子——比如女真人南侵——那么当时的掌权者一定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然后历史学家会决定谁将为错误而负责，以及他们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早在道学兴盛之前，这种褒贬的史观就存在了，朱熹这样的道学家又对之进行了深化。

　　您在《宋徽宗》一书中反复提及，为了避免后世文献带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您更注重使用徽宗朝本朝的文献；甚至在附录中，您还专门对史料的选裁进行了说明。您是如何处理正史材料和笔记轶闻的？

　　伊沛霞：我并没有将官方记载和非官方记载对立起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史料是不是官方的，而是史料是什么时候被记录的，之后又经过了怎样的编修。《宋会要》中收录了许多当时人的记录和言论，有些是法令和编年记录的摘要。从这些史料的汇编中，看不出要从徽宗的生平推导出什么道德故事。不幸的是，与徽宗朝前后那些政治人物的著述不同，徽宗朝大多数重要人物的文集未能留存传世，只有少数文献流传到了今天。这些史料弥足珍贵。很多有用的笔记也在徽宗朝或是之后不久就出版刊布了。尤其是蔡條（即蔡京之子）的《铁围山丛谈》极具史料价值，因为他本人非常熟悉朝廷的情况，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内廷机要部门工作。笔记中记载的是作者所听到的几十年前的旧事，而非作者直接的观察。因此笔记中记录了大量的传言，我们必须也要考虑到这类史料的来源，以及它们被捏造的可能性。作为历史学家必须反复权衡这些历史证据，而相同一份史料，两位历史学家对其可靠与否的看法可能并不一致。

蔡绦：《铁围山丛谈》

　　对我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我都要尝试以徽宗的视角来看待一切问题，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将无法理解他所做出的选择。在一些情况下，这种视角的代入会相对容易——他对艺术世界的积极参与，我就觉得非常好理解。但是如果以当代人视角去看的话，徽宗遇见林灵素（北宋晚期道教神霄派宗师）之后对道教所产生的热情，就要难理解得多。但至少我知道我要尽最大努力，站在徽宗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为何会花如此大的精力来尊崇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