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一文中提到：“长征时期，国家银行干部随同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时，发行过一部分纸币，离开时，用银元和出售食盐全部收回”。
这一论断的提出，我们必须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如：“红军币”为何仅在遵义发行?“红军币”从何而来?“红军币”发行的始末怎样的?“红军币”的种类有多少?“红军币”的发行有何历史意义?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深入研讨，将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提供一些经济资料，对认识当时的特殊环境，所采取的特殊手段来维护军需，繁荣经济，稳定民心，保证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更有特殊的意义。
“红军币”是贵州人民对长征时期红军所留下来的苏区币的爱称。“红军币”有特称与通称之分，特称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遵义有计划有步骤发行、回笼的苏区货币;通称指长征路过贵州的红军带来的苏区货币与债券等。本文重点讨论前者。
“红军币”给“黔山红迹”增辉添彩
贵州是革命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先后五次入黔。全省六十余个县、市的山山水水，不仅留下了红军的足迹，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
1930年4、5月间，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三军，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黔桂边，足迹遍及黔南、黔东南的荔波、榕江、从江、黎平等县。
1934年6月，洪湖、湘鄂西的红三军(红二军团)，在贺龙、关向应的率领下，千里转战入黔，并在贵州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和四川的酉阳地区，创建了黔东特区革命拫据地，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和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等工作。
1934年10月，担任长征先遣任务的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称号，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和副政委关向应统一指挥二、六军团。红六军团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
中央红军过贵州，1935年1月，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
红军几万人入黔，历时五年之久，红迹遍布贵州大部分地区，但留下的苏币数量不多。现在，进行抢救性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红军带来的苏币，是给贵州人的厚礼，如：中华苏維埃共和囯革命战争公债，川陕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布币、铜币，湘鄂西根据地盖有苏维埃字样的袁头银币，湘鄂赣省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等等。
“红军币”在遵义发行是革命战争的历史需要
遵义是黔北的重镇，位于贵州高原北部，北倚娄山，南濒乌江，为川黔要冲。境内岗长谷宽，起伏映带，坝子遥遥相望，是块好地方。1934年12月18日，***中央在贵州东部的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之西地区。”提出主力应该“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以保证向指定地区前进。
1935年1月1日，召开的猴场会议又重申“建立川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当时的遵义，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红军进入遵义后，遵义县和周边的乡都迅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新的地方政权的诞生，预示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有立脚之地了。既然遵义要建成新的苏区，国家银行的功能应该起作用了。发行货币的条件也成熟了，银行筹措资金的大好时机也来了。所以”“红军币”的发行是历史的必然，是革命形势的需要。
总之，长征中“红军币”在遵义唯一发行，是遵义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贵州人民的福分。我们一定要珍惜“红军币”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军币”是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产物
红军根据地是建立在经济比较落后，以个体经济为主的边远山区和“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中”，北伐战争时期，为解决军民的日用必须品和现金的缺乏，1926年10月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发行货币。1927年春，湖南浏阳浏东平民银行发行了临时兑换券和信用券。1927年4月，湖南醴陵农工银行发行了纸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政权都发行了苏维埃纸币，简称苏区货币或苏币。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11月27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出了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涛。12月1日发布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规定：“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任行长，发行了统一的银币券：有1932年版面值5分、1角、2角、1元，1933年版5角、1元和1934年版2角、1元等几种。另外，国家银行发行的银币，有1932年版2角、1元和1933年版2角币。发行的铜币有未标明年份的1分和不同版别的5分币，其中纸币5分面值，用小数点0.05表示，世界罕见。
长征开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造币厂人员组成十五大队。大队政委毛泽民，大队长袁福清，还有曹菊如、曹根全、钱希钧、任志远、黄亚光、郭金水、莫钧涛等十四名国家干部和100多名运输员及一个警卫连，都编入军委直属纵队。这个流动的银行，带着黄金、银元、票子和印刷机及材料随军长征。到湖南潇水附近，奉命轻装，含泪扔掉了印刷机和材料。
“红军币”的发行体现了国家银行的战时性和艰苦性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休整十天。为保证遵义会议的召开，保障军政开支，国家银行干部，除参加没收、征发、保管和分配外，还大力组织“红军币”的发行与回收。银行干部一边动员工商业经营、拍卖没收物资外，还一边销售百姓紧缺的物资――食盐。这样能把部队开支的纸币从食盐销售中收回。加上用银元兑换，百姓乐用“红军币”。
苏币和根据地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又与军事斗争息息相关。在武装割据局面下，银行随军活动，随军营业，随军发行货币。这种军事性和艰苦性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在遵义”“红军币”的发行上。国家银行是商品发展的标志，”“红军币”在遵义发行，是为红军的战略转移服务的，是为建立新的苏区服务的，是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服务的，也是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红军币”是对“左”倾金融路线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货币”。如何掌握“适当”是个大学问。1932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损害了苏区的经济基础，加重了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他们主张取消筹款，由政府供给红军战费。这样一来，打土豪筹款的收入没有了，光靠增加工商税和土地税、发行公债来供给战争需要是不可能的。他们盲目提出夺取大城市，扩大红军100万的目标。主力红军原有4万人，猛增至十万人，加上脱产人员，财政超负荷运行，为了弥补财政赤子，唯一办法只有增发纸币，结果造成币值不稳，还出现挤兑现象。由于劳动和税收政策的错误，造成工商业的倒闭和破产，私营出口为零，政府为了百姓的盐、布、火柴、药品，又不得不让现金外流，结果现金储备减少，800万元币值下滑，兑换只好限兑和停兑(有很多是解放以后才兑换成人民币的)。吸取这段历史的教训，“红军币”的发行实行“适当”发行、“完全兑换”的政策，用行动纠正了历史的过错，挽回了红军的声誉。
“红军币”的发行，澄清了金融上的混乱，恢复了兑换的正常秩序，这是历史的功绩，也是对“左”倾机会主义金融路线的批判。从此，苏币的发行又走上“投放多少收回多少”的正确道路。
“红军币”渗透了苏币的文化风格
货币是国家的名片。从这张名片上，可以看到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和货币制造方面的信息。苏币的发行，我们既看到了当时的困难，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它给人信心与力量。
苏币上都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它的出现,人们相信新的共和国是存在的，是打不垮拖不烂的，它还有活力，还有生机，它仍然寄托着人们的希望与理想。用钱币作政治鼓舞与宣传，是“红军币”特色。“川陕苏维埃”布币铜币上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增加生产，发展经济”和“赤化全川”的口号，百姓一看, 当时的奋斗目标很明确。
“红军币”的制作堪称一流，即使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有一席之地。在艰苦的条件下，要制出精美的货币，是何等的艰辛。“红军币”不论立意、布局、造型和雕刻都具有地方色彩与民族风格。列宁的头像庄重、简朴、大方、协调、线条清晰、神态逼真,有伟人风范。花边设计、镰刀斧头镶嵌，标志苏维埃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东西两半球的创意，意味着放眼世界，胸怀祖国。中国地图的描绘，以及稻谷、麦穗的相连，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农为本的治国之道。
总之，“红军币”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