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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0日第四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在台北世贸中心盛大开幕，由565人组成的大陆参访团分别乘两岸直航包机分别从厦门、北京、上海飞抵台北参加系列活动，并带去了10多万种大陆版的新书，很高兴其中也包括我与李世雄合作出版的海博第一
回眸往昔，不禁令人感慨万千，1949——1979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处于完全隔绝的军事对峙的状态，书刊的交流绝对是严格禁止的。但从1979年渐渐开始的两岸关系的松动中，各方面的往来都开始有了苗头与念头，书刊也不例外，但究竟是哪一本大陆书刊充当了两岸交流复苏的“急先锋”呢？究竟是哪一本大陆的书刊最早穿过两岸30年对立的壁垒与栅栏率先进入宝岛的呢？让我以亲历者和历史见证人的身份非常骄傲地告诉你，是复刊的《集邮》杂志，而且这事还与我还有一点关系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未年，我抱着对集邮复苏的迟缓极大的不满，投书《光明日报》。该报1979年10月14日第二版以《一个集邮者的呼声》为题，全文发表了我的意见，并附上了中国邮票总公司的答复。答复称北京上海等城市已成立了邮票分公司，其它城市也在积极筹办集邮业务；《集邮》杂志预计明年初可和读者见面。读后我兴奋不己，并睁大眼睛，翘首以待久违的《集邮》杂志。
莫约在１1979年11月初，《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多家首都大报先后刊出了“《集邮》杂志征求订户”的小幅广告。广告尺寸80×55mm，与近乎同时面市的“从小爱科学”小型张中的邮票尺寸差不离。广告四周以锯齿线为边框，显然喻意邮票的齿孔；广告左上角刊出1959年1月1日发行的“特30•剪纸”邮票的第3枚——面值8分的“公鸡”。选用此票上广告应该与生肖无关，因为无论是该年或隔年皆非“鸡年”；况且当时生肖的观念既不流行也不明朗；我以为这枚“公鸡”设计简洁，双色印刷颜色对比泾渭分明，能在小小的黑白广告上清晰地显示出纪特邮票的模样；加之“公鸡”有“一唱雄鸡天下白”之象征，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该广告的文字内容为二段。第一段是内容概要：“《集邮》是以邮票和集邮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性杂志，内容有：新中国邮票评介、解放区和历代邮票研究、邮票设计艺术欣赏、介绍世界各国邮票的知识性专栏、集邮常识和国内外集邮动态等。”
第二段简介了杂志的规模及订阅办法：“1980年1月25日复刊，上半年为双月刊，下半年为月刊，16开本，32面，封一至封四为彩色精印。由《集邮》杂志社编辑、出版。代号为2－222，请向地区、市以上邮局预订，每期定价0.25元。国外由国际书店发行（国内亲属可为国外代订）。”
这个至今依然的订阅代号令我过目不忘，它的谐音乃“饿饿饿饿”，真是活脱脱道出了老邮迷们企盼《集邮》复刊13个冬春来如饥似渴的一片焦灼！我凑足了0.25元，向班级负责报刊订阅的女同学订阅了1980年全年的《集邮》杂志。
那期待已久的《集邮》杂志复刊号在八十年代第一春终于面市了，我爱不释手，反复阅看，并将其置于枕边共度梦乡！杂志不但一一兑现了广告的介绍，而且全部4个插页也皆为彩色精印。作者中更是名流荟萃：夏衍、袁世海、邵柏林、吴凤岗、宋兴民、孙少颖……济济一堂。在刊首的《致读者》最后是这么一句话——“我们力求有一个好的文风，生动活泼，实事求是，不说空话。愿与读者、作者共勉。”以如此开诚布公做为《致读者》的结束语，在当时可谓难能可贵；既便在今天，也不失为一条“豹尾”，令人颇感畅快！
《集邮》一复刊，发行量便超过十万，这是1980年5月初当时的杂志主编王庸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同日本集邮界朋友会见》的散记中透露的。王主编的文章是这样记载的：“日本集邮界的朋友很关心我国集邮界的现状，询问中国现在有多少集邮者，我摇了摇头，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数字，文化大革命前《集邮》杂志的最高发行量为4万多份；而现在复刊的《集邮》，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十万。”
然而这十万册《集邮》中却至少有七分之一销往了港台。据香港《快报》1980年3月20日刊发的一篇题为《北京刊物大量涌入台湾》的特稿向世人透露了当时《集邮》是如何充当了“海峡两岸勾通”的“开路先锋”：
“台湾绝对禁止大陆出版的刊物进口，尽管炒邮网曾试图绕道美国和日本，把一些不涉政治的纯粹科技刊物运入台湾，为数仅几本，但也皆被台湾有关当局查辑取缔。
“但最近出现了第一条的渠道，使北京最新出版的一本略带政治性的刊物大量渗入台湾。迄本月10日止，已知有4500本进入台湾，并且顺利避过官方耳目而送达读者手中。另外至少有一万本仍在‘渠道’中待运。
“这本北京出版而已在台湾大量流传的刊物名叫《集邮》。这是一本用通俗浅近文字编写的高水准邮学刊物。单从邮学观点看，其资料之丰富与内容之精辟，绝不下于英美日德等国的第一流邮学杂志。
“现在北京出版的这本《集邮》，由香港部分邮商以联营方式为***在香港的代-理书店包销每期一万五千本，获得对折优待，与部份台湾邮商交换，使双方邮商都能以低价入货而以原价出售对方的杂志，从中取得较大利润。
“邮商此举纯属在商言商，与政治无关，却使***因此而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从来不准大陆刊物进口的台湾省，现在有大批这本杂志在流传。
“至于台湾邮商怎样销售这本刊物，则不得而知。当然不能公开在台湾各地的邮票店里放在柜台上出售，而必定是向经常有生意往来的集邮者推销，和暗中接受直接订户。
“在复刊号的《集邮》上，有一篇专文的题目是《台湾啊，我可爱的故乡》。另外一篇文章是京剧名角袁世海执笔的《谈邮票上的京剧脸谱》。还有一篇文章介绍云南山茶花。这些文章都不是政治性的，但在台湾读者看来，自必可以达到引发乡愁的作用。这大概就是《集邮》杂志大量印行的原因，也是***－当局乐意让香港邮商从容进行‘中间剥削’的原因所在。”
《集邮》大量进入台湾，在当时堪称“奇迹”。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然而在1979年和1980年台湾国民党当局仍采取非常顽固僵硬的立场，把我方提出的“三通”等建议一概视为“统战阴谋”；并提出“绝不接触、绝不谈判、绝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在闽南沿海与金门之间，虽然六、七十年代那种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状态已稍有缓解，但双方大炮铁丝网的壁垒森严的局面依然如故。记得1980年我们厦门大学的大学生们一到夜晚还得轮流到海边荷枪实弹站海防哨……而祖国大陆的《集邮》复刊号竟能在海峡两岸化干戈为玉帛的进程里先声夺人，能在两岸和平共处的大业中捷足先登，这应是《集邮》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