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出版的《中国邮票史》第二卷，对日本版和伦敦版蟠龙邮票作了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和阐述，这是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最新的、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成果。由于未必所有研究者都阅读过这部邮史专著；或者该书中有的学术结论需仔细阅读才能岂悟出。因此，就CI文中提出的疑问及相关问题，结合学习心得，试作班门弄斧式的表述。
关于蟠龙邮票的表述
CI文中仍称“日本版石印蟠龙邮票”“在日本的东京筑地印刷厂印刷”，是过去流行的说法，今己被史实证明是不确的，应予纠正。
根据确凿的史料证实，日本版蟠龙邮票是由在日本退休的意大利雕版师乔索内个人承包制版、由他自购印刷机器开设的邮票印刷作坊印制完成的：采用的是凸版印刷工艺。在日本版蟠龙邮票和清一次片订印的整个过程中聚从签定订印合同、收发国内付运的邮票用纸、收发和托运11批已印好的邮票与明信片、后期的财务结算与印版封存移交等，中国驻日使馆及其工作人员都出色而有效地发挥了作用，这在中国邮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乔索内由于1898年4月11日在东京病逝，致使在日本订印邮票计划的终止，直接断送了大清邮政自行印制邮票的前景，以此为契机，有海关驻英办事处经手订印的伦敦版蟠龙邮票开始了独步清末民初中国邮票舞台十余年的历程。
在日本版蟠龙邮票发行四个月以后，伦敦版蟠龙邮票即发售使用。伦敦版蟠龙邮票山英国华德路公司制版承印，系以雕刻凹版印制。日本版与伦敦版蟠龙邮票一样，同属正式发行的(区别于临时发行的加盖邮票)银元面值新邮票。两种邮票主图相似，细部处理有明显区别。最大区别在英文铭记：日本版为I．C．P，而伦敦版为C．I．P。日本版蟠龙邮票全部用太极图水印纸。伦敦版蟠龙邮票在1899年8月25日至26日以前印制的全部为有水印邮票，以后则全部为无水印邮票。
CI文说：“日本印刷的石印蟠龙邮票最后在1897年8月16日运到”，此说不确。乔索内向中国驻日使馆交付已印好的蟠龙邮票不是一次性交清付运回国的。邮票从1897年3月20日起交第一批，至10月29日交完总共十一批；清一次片从7月19日开始交货，与邮票一起付运回国，共交了七次货。根据档案资料，1897年7月，日本版蟠龙邮票的入库量己超过400万枚，大清邮政主管部门开始考虑这套邮票的发行问题。阿理嗣得出结论：“统计数字表明，新的日本印刷的邮票可用6个月”。确定其在1897年10月1日发行。伦敦版蟠龙邮票则在1898年1月28日开始发行。
关于11 0令水印纸
CI文对绵嘉义讲及运到华德路公司的110令太极图水印纸的疑问，《中国邮票史》第二卷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今转录如下：
根据绵嘉义1906年的记忆，1899年5月26日，在上海库存的110令足够印制1300万枚邮票的有水印纸被运往华德路公司，这种纸张用完后，邮票就使用普通纸张印刷。绵氏的这一说法为以后的各种著述所征引，但根据对现存有关文献资料的仔细梳理后发现，绵嘉义提供的这一日期是错误的。
1897年4月3日，在伦敦版蟠龙邮票印制尚未启动时，金登干曾给赫德去电请示：“造册处税务司来电又订购一百令印制邮票用纸。我可否照办?”4月4日赫德回电称：“照办，继续供应。”从前述日本版蟠龙邮票印制过程可知，海关造册处在邮票印制前共有水印纸50令，到1897年三四月间已分三批向乔索内供纸36令，库存只有十几令了。所以此时提出补充水印纸的订购要求，应属合理。而赫德由于此时还未就改变邮票印制地点作出决定，所以同意上海方面的要求。我们知道，日本版蟠龙邮票共用纸38令零495张(19495张)，造册处原库存剩余的水印纸应为11令零5张(按每今500张计)，加上新订购的100令，总数为111令零5张。
伦敦版蟠龙邮票筹印工作开始后，金登干曾提出是否可以不用有水印纸印刷，是担心会由此增加印刷时的难度，给厂商延误交货以口实，但赫德坚持“最好加水印”。1897年8月24日赫德致电金登干询问邮票设计图稿是否收到时，同时问道：“是否要我们把全部水印纸退还给你?”同日金登干明确回复：“请将水印纸寄回。”“退还”云云，说明这批水印纸来自伦敦而由金登干经手发出；而“退还水印纸”，说的就是海关造册处此时的所有库存。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海关造册处随即将库存水印纸中的整数部分，也就是110今，运往伦敦用于邮票印刷。根据现存的实物，大清邮政官局以后开办邮政汇兑业务所使用的“汇银执据”，是用太极图水印纸印制的。所以，造册处在110令水印纸运出后所余1令多纸张，很可能就用在这里。
1897年11月以后印制伦敦版蟠龙邮票所用的纸张，就是由上海运至伦敦的110令有水印纸。以后伦敦方面是否续购过这种有水印纸?文献资料中没有任何相关记载，但从有水印邮票的印数来看(21146000枚，约需170多令纸)，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1899年5月19日，华德路公司曾在致金登干的信中谈到了纸张使用问题：
……而当这种纸张用完，就使用无水印的普通纸印制邮票，此点已向您作
过解释。……
上面这段文字，清晰地梳理了伦敦版蟠龙邮票所用水印纸的来龙去脉。CI文问：“为什么这批纸不运到日本用来印刷而要运到英国?”我们且看这个时间表：
4月3日，造册处请示在伦敦订购一百令印制邮票用纸。预作续印日本版蟠龙票之需。
4月4日，赫德批准“照办”。
4月18闩，赫德致信金登干说：“我对于让葛显礼出任邮政总办感到遗憾……现在差不多快到5月了，我们还要等几个月才有邮票!”
5月，大清邮政管理高层人事调整完成，葛显礼离开了邮政总办的岗位。他的离去，也为在日本订印邮票一事划上了句号。
8月24闩，金登干致赫德：“请将水印纸寄回”。海关造册处随即将库存水印纸中的整数部分(110令)运往伦敦用于印制蟠龙邮票。国家邮政官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赫德办事的信条。为确保大清邮政官局开局顺利，赫德不敢“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在日本开印的同时，他又在伦敦物色了印刷雕刻凹版邮票的华德路公司。这个决定，连乔索内也被蒙在鼓里——他既不知道葛显礼已经离任，还一股劲写信向葛显礼汇报工作进度；他也不知道己在伦敦订印邮票，他与费拉尔签了续印邮票合同，他还执拗地试验他的水印纸……
长期以来，集邮界对蟠龙邮票史的研究，囿于当时原始档案史料残缺不全，致使研究成果若明若暗，甚至得出一些有违史实的“定论”。随着《中国邮票史》1—9卷全部出版，最新的研究成果有新发现的清代海关与邮政档案文件为依据，集纳了集邮界数十年积累的研究见解，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权威性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典邮票，不仅要注重对实物研究考证，还应充分了解和运用已经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少走弯路，多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