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到邮局寄信的“乙醚”，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偶像易中天已登上了邮票。此举立即招来质疑，有网友抨击道：“连季羡林这些学术泰斗都没有上邮票，易中天上邮票简直是一种悲哀。”有藏家说，此类明星邮票，将大头照印上去了事，毫无艺术美感，不存在收藏价值。 (6月4日华西都市报)
易中天上了邮票，应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早在2005年，陆毅就率先推出过一套个性化邮票，限量发行3000套。去年1月，“超女”冠军李宇春的个性化邮票，也引发“玉米”的疯抢。国家几年前曾有规定，公众人物和劳模可以上邮票。因此，易中天上邮票无可厚非。
生活的多元化、认知的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社会在变化，任何认知模式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应该一成不变。比如纪念邮票，按照过去的思维模式，能够成为纪念邮票内容的，均是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有较大影响的艺术作品和旅游景点等。当然这应该成为纪念邮票的首选内容。除此之外，国家规定，一些公众人物和劳动模范也可以上邮票，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只要公众认为值得纪念，邮票发行又有市场，有关邮票发行单位就可以将这些人物推上邮票。在邮票发行上尊重公众的意愿，尊重市场规律，本身并没有错。
季羡林上不上邮票，邮票发行部门自然应按照重要人物上邮票的原则予以取舍，公众也有提出让季羡林上邮票的权力。但不能因为季羡林没有上邮票，就做出易中天不能上邮票的结论，真若如此，那才叫悲哀。易中天上邮票，是文化产业化效应在邮票市场上的体现，这和季羡林上不上邮票恐怕还是两码事。至于易中天大头照上了邮票，有没有艺术美感，有没有收藏价值，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看待这件事。集邮爱好者不喜欢一些公众人物的纪念邮票，抑或认为没有收藏价值，不买就是了。倘若“乙醚”们非常喜欢易中天的大头照，我看也不必去干涉人家。在“乙醚”的眼里，也许上了邮票的易中天的大头照，美得很，艺术得很，像“帅哥”、像“超男”。对此，不喜欢的易中天的，也大可不必郁闷，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纪念邮票基本内涵就是表达纪念，我们没有必要人为的将“纪念”神化。笔者倒是认为，纪念邮票所表达的纪念内涵可以更加普及一些，让普通百姓走进个性化邮票中。百姓只要经济上能承受并愿意投入，也可将自己的大头照搬到邮票上，通过信函送到亲朋好友的手中。涉及百姓的个性化纪念邮票，有关部门是否能坚持薄利多销的原则，主动培育好这块潜在的大市场呢？让纪念邮票在普及的道路上更加贴近百姓呢？
由此看来，易中天上邮票实在是没啥可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