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商埠书信馆与中国近代邮政

19世纪60年代，外国在华势力开始在我国的通商口岸设立商埠书信馆(邮局)。直至1897年清代国家邮政官局正式挂牌营业，各地的商埠书信馆才告歇业，其在中国的延续时间长达30年。
   1840年，清代因禁烟运动导致的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胁迫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与列强签订的第1个不平等条约。

   按《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同时“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中国的门户被英殖民主义者的战舰、大炮打开了，中国也就从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由于清政府腐败，英国、俄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列强见势纷纷胁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依条约规定，清政府又接连开放了沿江、沿海、内地、边疆数十个城市作为“约开商坤”，允许列强在那里通商、居住、传教。中国的门户大开，外国人随即蜂拥而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9国不顾中国主权，强占中国土地，划分势力范围；设立租界，霸占港湾、要塞；建立各自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行政和法律机构。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九江、镇扛、杭州、苏州、沙市、福州、重庆等城市设立的租界即达30余个。在中国的领土上，出现了“国中之国”。

   中国的门户开放后，已有的古老落后的官办官用的邮驿和民办民用的信局、批局，其通邮范围、邮递方式以及时效，已不适应当时中国通信的需要。一些列强国家的邮政部门以此为借口，不顾中国邮政主权，接连在我国一些城市设立各自的邮政机构——在华邮局，以及在华军邮组织，办理中外进出口邮件的收寄与邮递业务。长期以来，邮政与集邮界称外国在华邮局为“客邮”，此词具有半殖民地色彩和屈辱性，应该改正。

   英、美、法3国，分别于1845年、1848年、1849年率先在上海划定了租界。1853年3国租界联合成立租界的管理机构——上海工部局。1863年，上海工部局按照西方近代邮政模式，率先建立“上海工部书信馆”，收奇中外邮件，并在1865年开始发行邮票，同时在其它商埠陆续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由外国人自行经办的邮件收寄传输系统。

   上海工部局经营书信馆，财政收入大增。其他商埠的外国势力看在眼里，垂涎三尺。1893年，汉口英租界工部局首先摆脱上海工部书信馆，成立了“汉口书信馆”。同年，烟台的德国侨民组织“商埠邮政委员会”，也开办了书信馆；重庆的英国轮船转运公司经理立特尔开办了”重庆信局”。1894年，九江英租界公务局开办“九江书信馆”；镇扛英租界工部局开办“镇扛书信馆”；芜湖的一位英国商人亦见势办起了邮局；宜昌的外侨委员会开办“宜昌书信馆”，厦门的英租界工部局开办“厦门工部邮政局”。1895年，福州的“外商公务委员会”开办书信馆。1896年，南京的外侨开办“金陵书信馆”。在3年多的时间里，又增加了10个商埠书信馆。

   这11家商埠书信馆，都是在当地外国租界地势力、外商或外侨组织势力的主持下出现的，是清政府同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的产物。这些书信馆，相互独立，互不隶属，自立邮章，自订邮资，各自发行邮票，相互间可互换邮件，出口邮件大都通过香港经转。

   从历史角度观察，商埠书信馆的产生与发展，应该说对当时清代社会商民百姓的通信与信息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便捷作用。

   各商埠书信馆成立之初，即一改我国民营信局的收费制度与方式，实行的是西方早已实行的近代邮政均一邮资”制、预付邮资的收费方式，他们非常重视邮票及邮资品的印售，这对他们来说是一项无法估量的财源。除上海工部书信馆1863年开办，迟至两年后的1865年才发售邮票外，其他书信馆大都在其开办之初即发售了本馆的邮票。

   在邮资品的种类上，既有普通邮票、纪念邮票、公事邮票、欠资邮票，又有邮资明信片和邮资包封纸。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有的书信馆即将停业时，还加盖丁一种“告别”邮票。

   邮票主图的设计，无论其繁简，均较为谨慎。多采用中国的风情为图，如中国的龙，“吉”字，“富”字，清代的铜钱，龙舟赛，挑茶担的人，庐山，报恩塔，孔庙，黄鹤楼，玄武湖，梅港，地图等等。在照顾中国的民族情感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

   11个商埠书信馆，30多年来共发行邮票、加盖票、对剖加盖票86套530余种。这些邮票多在英国、德国、日本印制，少量在上海、九扛、厦门印制或加盖而成。

   随着邮票的发行、集邮活动的出现，邮票商业亦随之产生。以发行形形色色的邮票来获取高额经济收入的意识，在各商埠书信馆显得尤为突出。这表现在：

   改制邮票 1893年，上海工部书信馆将1890年发售的“双龙”2分、5分邮票中间打成一行齿孔，直剖一分为二，并分别加盖为1分、半分面值后出售，制造了新花样。

   大量印制欠资邮票 在各地书信馆中，镇江、九江两地的书信馆已到疯狂程度。镇江书信馆于1894年至1895年共发售邮票8套54种，其中欠资邮票为5套31种，占邮票种数的50．75％；九江书信馆于1895年至1896年共发售邮票6套42种，其中欠资邮票为3套26种，占邮票种数的60．2％。其数量已超出常情。

   肆意加盖邮票 1897年，清代国家邮政正式挂牌营业，各地商埠书信馆则陆续停业。汉口、芜湖书信馆为了乘机捞一把，在停业前将剩余邮票加盖上“P、P、C”字样后，加紧抛售。“P、P、C”是法文PourPrendre Conge的缩写，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告别”、“再见”。芜湖书信馆即在普通、欠资邮票上慌慌张张地加盖了30种，其目的就是要变着法儿把剩余邮票卖出去。

   故意制造变体邮票 尤以镇江书信馆为甚，如加盖票，有的将全张票的上两行进行倒加盖；有的在全张票的下一行用红色加盖后，又用黑色重复加盖一遍。甚至出现全套的倒加盖票。邮学家、著名邮商陈复样曾著文称：“镇江之错印票，故意为之者，较芜湖尤多耶”，“而种种错误之加盖，无不应有尽有”。其种类多，数量也大，臭名远扬。

   这些书信馆，发售邮票固有作为邮资凭证的需要，这个事实是要肯定的。但更多的是借发邮票敛钱，导致滥印邮票，以致肆无忌惮地制造形形色色的错变体票，这个事实也是肯定的。美国人马士在其(大清帝国的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那些书信馆无所事事，仅以发行邮票，供应给西洋爱好收集邮票的收藏家，藉此图利，维持开支。”1897年，英国集邮家与邮商联合成立的“防止投机邮票会”(Society for The Suppiession of Speculative Stamps)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商埠书信馆邮票为投机票，纯粹为了敛钱。

   此后，英、美、德、法只将上海工部书信馆的邮票编人世界邮票目录，对其他商埠邮票一概不承认。在这些商埠邮票发行之时，中国的集邮活动尚未兴起，邮票大量的被在华的外国人购买，带往国外；遭到抵制后，便又大量抛出，价格大跌，问津者少，几成废纸。这种态势，也一直影响了中国集邮者对商埠邮票的收集研究活动，使对商埠邮票的收集研究较有成就者，寥若晨星。

   外国人在中国经营的商埠书信馆，均属私人性质，既未向中国地方政府注册，亦不受中国地方政府管辖。

   1878年，中国海关试办邮政时，原只有上海工部书信馆及该馆在其他商埠口岸设立的代-理处；至1893年起汉口等10处商埠又陆续自行设立书信馆，结束了上海工部书信馆在当地的代-理关系。这些书信馆与外国在华邮局、与中国海关试办的近代邮政形成竞争之势，甚至传言上海工部书信馆有抢在中国邮政之先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举动。

   但自中国海关试办近代邮政以来，日渐得到官民的认同。在清政府洋务派官员的游说下，在诲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竭力筹划下，光绪皇帝于1896年批准了南洋大臣张之洞关于创办国家邮政的奏折。1897年邮政官局正式挂牌营业。国家邮政与各轮船公司签约，轮船公司只运载邮政官局的邮袋，拒载各书信馆的邮件，书信馆的对外邮路被断绝，至此外国人在华经营的商埠书信馆才被迫陆续歇业。只剩下上海工部书信馆继续负隅，最后该馆被收编为上海邮政官局的内地股，只限其就地收寄外文信件和新闻纸，但须贴邮政官局的邮票，并负责投递外埠寄达本地的邮件。

   商埠书信馆，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在华外国人自主开办的一种通信机构。它的出现，扩大了当时中国的通信渠道，适应了当时中外通信的需要，为兴办清代国家邮政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

   商埠书信馆，是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列强诸国对华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的产物，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象征。它不受中国邮政的管辖，不属中国邮政正史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