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四十而不惑。但我临近四旬，却时常为一些现象所迷惑。上周路过江西，不禁来了几分雅兴，默诵起初唐王勃先生的《滕王阁序》，回味着其中“落霞与孤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情画意，暗笑达尔文先生，你老人家的 进化论在中国唐人的美文面前，恐怕是解释不通的了。但我始终对王勃先生赞美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理解不透。中国人自古以成败论英雄，记忆中历史上江西这块土地好像难得出过什么重量级的帝王将相，倒是改革开放后这里先后被中央查处了一个省长，毙了一个副省长。江西最辉煌的时期当是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先是周恩来先生率领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六位在南昌城头首义，紧接着“朱毛”们又和老蒋们在罗霄山脉上上演了五出轰轰烈烈的悲喜剧。
感谢集邮和邮市，我有机会结识了不少集邮界的江西朋友， 如，盛名环先生，廖鞠庚先生，王洪新先生，等等，其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名气远不如前几位响亮的王仁亮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王仁亮先生的大名是去年参与编辑《邮政周报-邮市商情》时，那时老王寄来的几篇稿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文章朴实无华，读起来尽管有些语句逻辑性不太严谨，但是每篇邮文总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维”，我 便略加修改后基本上全部采用了。后来他的一篇妙文《“春节”不敌“马鹿”》，里面以令人信服的数据和推理论证了《马鹿》小版票的巨大投资价值，令我拍案叫绝，心想这个江西老俵与山东的刘子辉先生一样，都属于发掘黑马的一流人才。
让王仁亮先生名震邮坛的当属今年4月他在《国际金融报》上对《神舟飞船》大版张的连续推荐，文章中他以大量的数据和风趣幽默、充满活力的语言道出了当时虽已走强，但关注的人并不太多的“大飞船”的巨大增值潜能，结果是文章出来一篇“大飞船”便在投资者的抢购下上一个台阶，直至4月中旬一飞冲天！在“大飞船”起飞前的头半个月，王仁亮先生便通过电话天天向我推荐，我当时正陶醉在抄到了去年底的世纪大底的得意之中，对他的建议并不十分在意，等最后被他说动了心，揣了8万块钱去邮市打算买它几百版大版张的时候，又在两位邮评界好友的讥笑声中打了退堂鼓，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大版张的市价是160元。我把王仁亮的意见向文诺他们大概介绍了一番，结果这帮人的反应快得很，几个人立即满市场追击大版张，加上其他明的暗的势力的一齐发力，“大飞船”腾空而起：第二天收在240元，第三天到了600元，第四天最高成交价格居然达到了1050元！
“大飞船”的暴涨，震动了全国邮市。在新中国邮市历史上，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价格飙升6倍的正常渠道发行的邮品，人们还是头一回遇见过，投机者们在“大飞船”上营造的疯狂气势，让京城邮市纪念封的炒家们也要俯首称臣，甘拜下风。
如何看待“大飞船”的价格狂飙，在邮评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尤其是两家南方收藏媒体，更是各抱地势，展开了连篇累牍的论战。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一个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让一些人短期内理解不了，难以接受，实在是不足为奇。一位资深望重的京城邮评人士 在集邮联负责人召集的座谈会上的意见代表了相当一批邮人的观点：大多数持不同意见的邮人并不是不看好大版张本身，其版式设计确有其独到之处，只是大家对其一飞冲天的市场走势看不懂，庄家的手法过于凶悍，这样有可能对市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那么“大飞船”的暴涨对邮市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呢？首先，它的暴涨引发的直接结果就是邮票版票价格的回暖，受其暴利效应的刺激，《国庆五十周年》全张票等许多在邮市里长期打折抛售的邮票版票的价格一度浮上了面值，“大飞船”的突飞猛进对于 扭转编年版票整体的弱势形象，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标杆，编年邮票需要精品，需要一个一呼百应的龙头，“大飞船”如能有效地站稳在千元上方，对其他打折全张票的向上牵引作用，是毫无疑义的，这对于面临行业扭亏压力的中国邮政和年年被套的新邮预定户们来说，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情。至于某些人指责的“大飞船”的“恶炒”导致了集邮公司大量放货冲击市场，这显然是欲加之罪：难道没有“大飞船”出色的市场表现那些屡屡违规的公司就会老老实实地把货锁在仓库里？的确，由于巨大差价的诱惑，据悉各级地县级以下的集邮公司几乎把他们的大版张库存放光了，省级公司批量违规放货的也是屡见不鲜，这直接导致了“大飞船”五月份随大势逐级回调，但是在此过程中，集邮者进来了，中长线投资者进来了。关注大版、研究大版、议论大版的邮人越来越多，而公司原始库存压力却已经大为缓解，这对“大飞船”今后的市场走势意味着什么呢？只要你同意邮市后市必然向好，你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怀疑这个已成众矢之的的优秀版张会再上千元呢？
王仁亮先生在这场有关“大飞船”的多空大论战中充当了正方的急先锋，其连续发表在《国际金融报》上的文章笔者是每期必读，文章夹叙夹议，妙语如珠，颇具特色的“老王笔法”，每每让笔者读罢忍俊不住。在与笔者的通话中，老王用他那南昌口音颇重的大嗓门郑重宣布：迟早有一天，我的“大飞船”要二次升空！笔者也以为“大飞船”的再次腾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大飞船”的腾飞，让一些一向不太看好邮票后市的人士也对之刮目相看。笔者的好友楚轼先生有一天面带神秘地附在笔者耳边：“听卢工的人讲，王仁亮这个人相貌生得很凶，做东西手段也很狠——要是搁在解放前，这家伙肯定是个山大王！”
此言差矣！王仁亮先生年初我曾在北京见过，50多岁的人，胖胖的圆脸上，罩着一颗硕大的光脑壳，外表看起来比较和善，待人极为诚恳。据他自己介绍，80年代后期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邮市中，目标很明确：赚钱；策略也很简单：批量购进题材和设计独到的新邮版票和其他富有新意的邮品；结局也像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一样：坐电梯。据他的同乡王洪新先生介绍，王仁亮先生在进入邮市之前，就曾卖过瓜子等炒货，因此他对“炒作”的真谛有实实在在的体会，在他看来，炒邮票与炒瓜子有不少相通之处，那就是陈旧的不如新出的，分散买不如集中打，口味独特才能吸引买家。按照这种思路，1991年他在《夜宴图》版张，1996年在《梅兰竹菊》贺年片上，曾经赚得钵满盆满。今年年初，他又在这种投资理念的指导下批量低位杀入了“大飞船”大版张和《马鹿》等连票小版票，在今年上半年的邮市“井喷”中，老王手中的品种几乎全都坐上了喷气式，投入的十几万资金一下子膨胀到近百万。面对着账面上的辉煌，老王和犯了一个笔者同时也在犯的通病：忘记了落袋为安。上海卢工邮市有个南昌帮，据老王介绍最盛的时候人员曾经超过400人，因此惹得在北京这边操练的廖鞠庚先生几度萌生了去意。听说老王在“大飞船”上赚了大钱，卢工里的南昌同乡们纷纷要他请客，老王也慷慨得很，摆起了庆功宴，一下子就请了九桌。不料从第二天起，邮市便风云突变，开始了深幅调整，老王对这次回调的杀伤力估计不足，手中的货基本没动，因而导致了账面利润大幅度缩水。半月前笔者去上海卢工，见到了江西的“二王”（王仁亮先生和王洪新先生），席间大家聊起老王大摆庆功宴的事，老王连连摆手：“他*的这顿饭请得好冤！”邮识丰富的王洪新先生笑道：“老王你这也叫打提起量么！手中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怕将来没有发财的那一天？”
“对！”王仁亮先生将杯中的啤酒一干而尽：“我的‘大飞船’不上3000，我是绝不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