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胶东区战邮日戳的延用

本篇原系拙作《胶东战邮戳记续考》(见《集邮》1999年增刊)中的一部分，因内容复杂，受篇幅所限，特单独提出，作专题研讨。
    1945年秋，抗战最后胜利，“战时”理应结束。翌年4月，胶东区战时邮务管理局奉令改为“邮政管理分局”，下属各县市局的“战邮”名称也一律取消。按说，此后带有“战邮”字样的日戳不应再用，而实际情况是，有许多战邮日戳继续延用下来。从留存实物看，有些戳记的延用时间还比较长。对此，笔者8年前在《胶东战邮日戳研究》(《集邮》1993年第10期)一文中，曾用“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一时换戳不及”来作解释。如今看，虽无大错，但说法过于笼统。究竟哪些邮戳延用，哪些没有延用?原因何在?有何规律?由于资料缺乏，研究深度不够，笔者当时也并未全部弄清。

    1999年5月，沈曾华同志因见一枚“招北战邮”延用戳实寄封，不耻下问，来函与笔者探讨，给我以启示和鞭策，促使我进一步查考战邮资料，对往年收集的戳图、实物进行全面分析，终于弄清了具体原因和延用的实际情况。

此问题，必须从胶东接管旧中华邮局说起：

    抗战期间，胶东区战时邮政各级局所的驻地，均在山区乡村，而县城和交通中心村镇均由敌伪盘踞。因而，伪中华邮政之县局和代办所都合法存在，我方手中只有新设之临时县局如牙前县、昆嵛县、栖东县等局。1945年秋，日本投降，八九月间，各县城先后宣告光复，旧中华邮政机构也先后由同级战邮局接管合并。在1945年底至1946年3月这段过渡时期内，各个旧制县的邮局里，战时邮局和原中华邮局的日戳并用，前者用于解放区内，后者用于对国统区的通邮。

    1946年4月，胶东区战时邮务管理局在改称“胶东区邮政管理分局”的同时，决定全部停用“战邮”日戳，改刻新的邮戳。但因抗战初胜，百事待兴，又要防备敌人内战，全部刻换新戳实在来不及，便决定采用最简便的“暂用”中华邮局旧戳的办法来应急。个别无旧中华日戳可用者，则另行刻制。此决定可从1946年3月成文的《胶东战邮局1945年工作总结》的“今后意见”中看出：“……邮务所的日戳，可尽量使用旧邮局代办所的；局和区局(指胶东管理局和各专区局——摘者注)，可另制一批”；“做到全胶东邮戳正规化，每个单位应有足够的日戳使用。”

    这个“全胶东邮戳正规化”的“宏图”，可惜因形势变化而并未实现。新邮戳一个也未刻成。

    我们从该时期留下来的邮品实物，可归纳出当时邮政日戳的使用情况，有以下三类：

    (1)根本无战邮日戳者，是龙口、石岛等少数几个一直为敌所占、城外又未建立战邮局的县市局和一部分新解放的大村镇代办所。它们由敌人手中接管过来之后，就继续使用原有的三格式中华邮戳，不曾刻制使用过带“战邮”字样的日戳。如图①的胶东战邮毛主席像一版票实寄封，销票戳是“山东龙口三十四年(1945)十月十二日”。此时，该市刚解放不久。

    (2)按时换用邮戳的是各旧制县级邮局和乡镇邮务所。它们大都在1946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停用了战邮日戳，换用接收过来的旧中华邮政日戳。所以，我们在现存的胶东实寄封片中，看不到蓬莱、黄县、招远、掖县、福山、莱阳、文登、荣成、海阳、栖霞、牟平、乳山、平度、即墨等县的延用战邮日戳。

    (3)延用战邮日戳，主要是抗战时期根据地临时设置的行政机构，包括胶东局本身、所属的4个专区(东海区、北海区、西海区、南海区)局以及战时暂设的县治和部分干线邮站。因为这些局所，均无相应的旧中华日戳可换用。解决之法，原拟“另制一批”，但因一时来不及刻制，只好仍用战邮日戳。此本权宜之计，谁知，时隔月余，内战爆发，敌人向胶东重点进攻，空前的社会大动乱开始。备战、转移，与敌周旋，能坚持战地通邮已属不易，哪里还顾得上刻换新邮戳、实现“正规化”呢?就这样，从原定“暂用”，到无限期延用下来，一直拖到打退敌人进攻、形势稍趋稳定的解放战争后期。那么，这些战邮日戳，究竟延用到何时呢?具体情况不一。

    1948年8月，胶东战略区和4个专区奉命撤销，这样，胶东、东海区、北海区、西海区、南海区的战邮日戳，就一直延用到撤销之日。我见到较晚实物，有1948年5月使用的北海区戳(图②)。至于临时县治，如牙前、招北、莱东、平东、平西等，多数延用到建国前后该县撤销合并之时。只有昆嵛、栖东、掖南几县，因撤并特晚，在建国之后曾重新刻制过不带“战邮”的新戳使用。

    笔者所见最晚使用的战邮日戳，是1949年3月22日的昆嵛战邮戳(图③)。

    为了简明起见，特制下表，以供研考胶东区封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