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再论我国邮政挂号业务何时开办

关於我国邮政挂号业务究自何时开办的疑案，笔者曾在民国六十年十月十日出版的《今日邮政》月刊第一六六期撰述《我国邮政挂号业务探源》一文行所论列。其后又曾以英文撰著“The Dawn Of Registered Post Service of China”发表於一九七二年七月美国中华邮票会会刊“The China Clipper”三十六卷五期。自拙稿刊出后，数年来尚未有更进一步之资料发现，可以解决此一早期邮政历史的悬案。
    据资料记载，虽然在我国海关邮政创办前已有挂号信函寄至外洋，如一八六O年十月二十九日及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自法国远征军邮局(香港、上海)寄法国之挂号封；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自上海法国客邮局寄汉堡(Hamburg)之挂号封；以及一八七六年八月十四日自苏州经上海美国客邮局寄美国南卡罗利拉州(South Carohna)之挂号封。但以上所述均为外国在华客邮局所寄发之挂号封，且时间上均在我国海海关邮政开办以前，故与我国邮政挂号业务之开办并无直接关系。

    最近见有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二日自北京经上海英国客邮局至香港再转由法国轮船邮局寄巴黎之挂号封一件，对於我国邮政挂号业务之探究，颇有参考价值。按此封纵长九·五公分，横宽十二公分，自北京寄巴黎，封面以蓝色铅笔画一大“十”字，并以蓝色墨水笔注明Registered字样。封面右上角及左上角分贴香港八分改作五分票横双连各一对，共计邮资港币二角。票上销SI上海英国客邮局黑色橄榄形戳，左下端销上海英国客邮局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黑色圆形日戳，左下角盖红色圆形R挂号戳记。上端盖有法国轮船邮局二月二日红色八角形日戳，右下端盖巴黎三月六日红色圆形到达日戳(图一)  。封背上端先销盖北京海关总署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二日蓝色日戳，到上海时又加盖上海海关一月二十六日黑色日戳，因两戳销盖位置甚为接近，较难辨认。封背骑缝处原有火漆封印五个，到上海后又以邮票边纸护贴於火漆封印上。右端盖有香港一月三十一日黑色圆形过境日戳；下端盖有欧洲某地口岸黑色圆形过境日戳，文字不甚显明，只隐约看出三月一日(图二)。

    此封邮寄过程较为复杂，兹为便於研究起见，试作分析如下：

    一、寄信人与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二日自北京向我海关总署邮务办事处交寄此一挂号信至巴黎，但因其时我国邮政尚未开办挂号业务，而由寄信人自备香港邮票二角贴於封面，交海关总署代为寄送上海，放在封背上端销盖北京海关总署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二日寄发日戳(图二)。

    二、寄信时间为阳历一月二正值北方封河时期，必须经由冬季陆路差班递送，天津至镇江限期十二天，故自北京寄达上海共历时十四天，在封背上端盖有上海海关一月二十六日过境日戳(图二)。

    三、到达上海后，因寄信人在封面所贴的邮票是香港邮票，故由我海关邮务办事处转送上海英国客邮局完成挂号信函交寄手续，封面盖有英国客邮局一月二十七日戳(图一)  ，邮票上销盖SI戳(图一)  ，另加盖R挂号戳记(图一)。并在封背原盖火漆封印处加贴邮票边纸，用以护封，而昭慎重(图二)。查此项加贴之邮票边纸原已将封背上端之北京及上海海关邮戳部分掩盖，兹为便於察看邮戳，特将其重行揭开，可知此项邮票边纸系到上海以后始加贴者。又此项邮票边纸之大小适与大龙薄纸票之边纸相同，故疑系由我上海海关邮务人员以当时所发售之大龙票边纸代为加贴护封，然后再送交英国客邮局挂号寄递。

    四、此信由上海英国客邮局於一月三十一日寄达香港，封背盖有香港过境日戳(图二)。到香港后，再出香港邮局转送法国轮船邮局寄往巴黎，封面盖有法国轮船邮局二月二日邮戳(图一)。因自一八七四年万国邮政联盟创立后，英、法均为邮政联盟国家，可以互换及转运邮件，故虽贴用香港邮票，仍可交由法国邮政寄送。

    五、此信於三月一日到达欧洲某地口岸，封背盖有过境日戳(图二)  ，惟地名不清，难以查考。三月六日到达巴黎，封面盖有到达日戳(图一)。计自一月十二日由北京寄发，三月六日到达巴黎，共历时五十三天。

    根据此一挂号信封资料显示，可以确定在一八八一年一月我国海关邮政尚未开办挂号业务。寄信人於北京投寄此一挂号邮件，虽然自行粘贴香港邮票二角，交由北京海关总署寄递，但因我国海关邮政尚未开办挂号业务，惟依据天津条约规定我国有保护外国使馆递送信件之义务，故由北京海关总署代为递送上海，迨到达上海后，再由我海关邮政转送英国客邮局依挂号信件处理。其时如果我国邮政业已开办挂号业务，则此信即可贴用我国大龙邮票，并直接交由北京海关总署挂号收寄，而无须经由上海海关再转送英国客邮局挂号寄递。由於此一挂号信封之发现，亦可求得一项反证：即当一八八一年一月时，我国邮政尚未开办挂号业务。

    笔者前在拙作《我国邮政挂号业务探源》一文中曾谓：“吾人已可将我国邮政开办挂号业务之时间，上溯至大龙厚纸票时期，亦即在一八八三年三月以後业已开办。至於从一八八三年再向前推展至一八七八年之间，是否已开办挂号业务，因迄未发现贴有大龙薄纸或阔边票之挂号信封或其他旧票存世，尚难获得确切之物证，故仍不能求得具体之结论”。今由於此一北京寄巴黎挂号信封之发现，吾人亦可断言：即在一八八一年一月以前，我国邮政尚未开办挂号业务。至於我国邮政开办挂号业务之确切时间虽难考定，但已可确知在一八八一年一月以后始开办。如此在时间上又较一八七八年拉近了两年多，对於此一早期邮政历史悬案之解答，当又更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