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全国山河一片红》不是我的代表作 新京报

　　《全国山河一片红》

　　不是我的代表作

　　1968年，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问世后随即停止发行……邮票的设计者万维生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邮票印制局高级工艺美术师，他将在下文中为读者介绍这张邮票设计的全过程，并解释“大一片红”、“小一片红”以及被藏家和坊间误读的“一片红的故事”———

　　1968年，我从事邮票设计已经13年了。我设计的邮票没有哪一套能比得上《全国山河一片红》惹的话题多。很早就有媒体让我就此说话，我都沉默不表态。早先我介绍自己的作品时，并不会将《一片红》邮票列入在内。它是我的作品，但不是我的代表作，它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它的名字也是出自当时两报一刊的大社论口号。

　　设计室门外就是画面

　　1967年，文革进入高潮。当时口号之中的最强音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各省都将成立革命委员会当作头等大事。当人们都在计算还剩下哪几个省没有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我已经接到任务，要迅速设计一套关于全国大联合主题的邮票，预计在各省都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能及时发行。

　　当时邮电部已经是军代表指挥，主管发行和印刷的同志靠边，很乱，领导没有要求画什么，也不和我一起研究画的内容。将这个任务分配给我，大概是因为我之前和同事合作过一套关于党的九次代表大会邮票，虽然那套邮票也撤销发行了。但我明白，《一片红》邮票与设计党代会邮票任务一样重要。

　　因为需要画的内容就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门外每天的锣鼓震天，画草图时，我在画板上画一阵，又跑到门外站着看会儿，再进屋作画。我一边是活生生的历史场面的见证者，一边进行创作。作画时间仓促，不允许享受慢慢艺术创作构思的乐趣，反而更像门外的锣鼓拼命敲打的节奏。门外大街上，门内单位里，虽然都是乱哄哄的，但我很珍惜那时少见的作画机会。

　　“一片红”的三个画稿

　　因为题目大，场面大，当时只能选60×40的大票型。第一稿我画了毛主席像，后面是各省报喜队的游行队伍，交给军代表后，不久有批复，说要修改，不要出现毛主席像。当时我不敢怀疑有两个司令部，只是想到以前有群众提过意见，说邮戳盖在毛主席肖像上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所以那时候有毛主席肖像的邮票在邮寄过程中基本上都不盖邮戳。

　　我开始构思第二稿，将原稿中的毛主席像改成全国地图，很快完成，交给了军代表。由于第一稿送审后没有很快做出批复，各个部门干等着着急，尤其是位于城南的印刷厂。当时主管人员认定这次画稿不会有大问题，就决定将第二稿先拿到北京邮票厂照相、制版，打出印样送审。让邮票印刷滚筒上机器，等接到回复即按钮开机印刷。

　　过了好几天，大家都等得焦急时，军代表将我叫去，传达周恩来总理对《一片红》邮票第二次画稿意见，意见很简练———“贪大求全”。但这个题材并没有被否定，与军代表商量后，票型改小，立即连夜动手，将60×40的横构图改成30×40的竖构图。记得当时只用两三天时间就交出了第三次画稿。

　　地图社编辑发现错误

　　时隔不久，有人告诉我《一片红》邮票有问题，被下令收回。当时我吓坏了，也不敢去打听，记得那天我感到天旋地转地回到家，一头扎到床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等着被当作***抓起来。但军代表一直没有找我谈话。

　　后来我才听说，《一片红》邮票原定于1968年11月25日发行，但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搞发行的人都进牛棚了，北京、河北、河南等地都违章提前发售。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辑陈潮，在白纸坊印钞厂门前的邮亭买到几枚《一片红》，出于职业敏感，他发现地图有问题，便写信给当时的邮电部军管会。一听说地图有问题，军代表害怕了，这才停止发行并收回这套邮票。

　　地图上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台湾地区是白区，没有被描红，因为台湾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如果去查阅当年游行的纪录片或照片，就可以发现当年的地图上的台湾都是“白区”。错误在于中缅边境线不准确，因为当我们参考的地图版本不是最精确的。

　　错票成宠儿

　　据说当时下令收回几个月后，在美国拍卖时，《一片红》邮票就标价2500美元。后来又有香港人用彩电来跟拥有者换。不少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找我鉴定“一片红”真伪。它名声大噪，有了许多传说，我则静坐旁观当故事听。即便是我和另外两人合作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万岁》系列中的毛主席和林彪像，也被误传作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画稿，第二稿的“大一片红”，不知为何后来也出现在世人面前。

　　文革结束后，我在搬家时无意中发现已经脆黄的《一片红》邮票第一次画稿，这幅画稿和后来被称为“大一片红”的第二稿和“小一片红”的第三稿不一样，却同样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景象。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被当作臭老九下放五七干校，抄家之后，尚能留存许多当年邮票画稿，实在幸运。《一片红》的第一画稿和我留存的邮票画稿，最后我都捐给了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