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25日，原邮电部发行了一枚一套的纪念邮票——《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由邮票设计家李庆发和姜伟杰根据一张现成的黑白老照片设计的。焦裕禄去世时年仅42岁，显然是操劳过度，邮票上的人物至少让人感到是年过半百。195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会记得，焦裕禄的这张老照片后面是一棵棵的泡桐树，他于1962年12月就任***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带领群众大种泡桐树，防风固沙是其政绩之一。邮票票图隐去泡桐树只有让人感到遗憾。
“焦裕禄”邮票原定于1966年发行，但拖到1992年才得以实现，是一套被推迟发行长达26年的邮票，时间之长，极可能在新中国的邮票史上名列榜首。文革爆发前后，因为种种变数被取消发行的邮票后来其中不少有了补发的机会：如原定1964年发行的《京剧脸谱》得以在16年后的1980年发行；原定为1966年邮票选题的《药用植物》和《益鸟》分别在12年后的1978年和16年后的1982年得以发行；原定在1966年发行的《中国船舶》得以在6年后1972年发行，尽管具体的船舶已全部变更……但早在1966年初就设计完毕并得到批准发行的“焦裕禄”却一直拖到了1996年，个中原因可能与人物的诞辰有关，因为焦裕禄出生于1922年，1992年为他的70岁诞辰纪念。相形之下，当初取消发行的原因就显得扑朔迷离了，许多历史的异常现象值得在此披露，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一、 邮票突然上马
1965年12月23日邮票发行局制定并上报的《1966年邮票选题计划》中并没有“焦裕禄”的选题。然而不久在1966年初北京举行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画展，设计人员参观后选出了三幅作品《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战胜风沙》和《关心人民群众》设计成一套邮票，邮票套名暂定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或《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这似乎初步显示出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局势已经加大了邮票选题的不确定因素；邮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即刻被要求为某个政治宣传服务；隐藏其后的很可能有什么突然的指示。于是原本1966年的选题上没有的“焦裕禄”立刻变成了1966年第3号纪念邮票选题。而1966年选题计划上有的20余个选题最后实行的只有三个：“服务行业中的妇女”、“少儿体育”和“孙中山百年”。1966年真是中国方方面面大动荡的一年。
1966年4月16日***邮电部党委将“焦裕禄”的邮票方案和图稿上报当时的邮票宣传的主管部门——***中央工交政治部。4月22日，该部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召见了邮票发行局，而以往大多只有文件往来，很少有人员见面。在这次约见中，“焦裕禄”邮票被定名为《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然而在隔天，即4月23日工交政治部正式复函时，又将票名改为《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当时计划中的《第三个五年计划》邮票已经由邵柏林设计完成，编号定为“纪118”，而临时突击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业已纳入议程，定为“纪119”，因此邮票发行局把这套“焦裕禄”邮票编为“纪120”。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套邮票被指定为用“套色雕刻版”的印刷待遇，全套纪念邮票用“影雕套印”是不多见的，只有“纪85·巴黎公社”和“纪·10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屈指可数的几套。可见其被重视的特殊程度非同一般。
二、 一波三折
就在邮票即将交付印刷的当头，5月16日“文革”开始了。文革前发行的邮票遭到了不少大字报的攻击和批判。邮票设计室为了慎重起见，把即将付印的“焦裕禄”邮票图稿在局内公布，“征求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结果得到的反馈是第一和第三图“没有很好地反映焦裕禄同志的精神风貌”，也画得不象焦裕禄。根据这些意见，邮票设计室又去了中国美术馆，参观了《焦裕禄同志事迹展览》，选取了两幅油画，来代替被提了意见的原第一图和第三图，并将第三图改名为《做群众的小学生，做群众的贴心人》。由于是油画，一、三图改为四色影写版印刷。9月5日邮电部党委向工交政治部报送《关于拟改换已经批准的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纪念邮票图案的请示》。
然而还没有等到工交政治部的批复，焦裕禄事迹展的负责人却跑上门来，要求暂时不要把被选用的油画印成邮票，原因是红卫兵对该展览提了不少意见，认为问题很多，并将展览会查封了。显然焦裕禄作为文革前树起的先进典范与文革中的一些观念和提法产生了碰撞。据此情况，邮电部的几位部长和政治部主任共同商量对策，决定让设计室再次设计。而此时工交政治部做出了暂不批准发行的决定，使这套邮票胎死腹中。惟独在1966年第6期的《集邮》杂志上留下了邮票图样。
三、停发原因至今不明
目前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焦裕禄在去世时，枕边放着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被否定了。可1966年9月刘少奇还没有被打倒，尽管刘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由第二位降至第七位），但1966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还是上了天安门。红卫兵对“黑修养”的批判还远没有开始。即便在整个文革之中，焦裕禄始终没有被公开否定过，只是在关于他的事迹的介绍中悄悄地删除了他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字。而且在1966年12月19日邮票发行局制定的《1967年发行邮票选题计划》中，有一个“英雄模范”的系列邮票共五组五人，他们是：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刘文学，焦裕禄依然榜上有名。但事实上邮票却总是发行未果。
邮票发行局方面也多年没有放弃发行这套邮票的努力。1969年4月5日，该局的革命委员会生产组曾写信给邮电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我局在1966年雕刻好的《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钢板两图，附印样三张送上，请审查批准”，“因为现在邮票厂三色机没有任务，因此我们准备发行。”尽管没有得到回音，但可见当时在政治上并没有否定焦裕禄。文革后期还曾出版过一本名为《艰苦创业——焦裕禄的几个小故事》的连环画，也说明了这一点。
就英雄模范的选题，文革初期发行过“刘英俊”、“32111钻井队”，中期也有“金训华”和“王进喜”等，而“焦裕禄”的发行却几经挫折，除了设计上的原因，显然还另有微妙！这样的微妙往往不会在历史档案中留下蛛丝马迹，却存在于当时具体政策把握人的头脑中，希望当事人能对历史有个交代。1992年焦裕禄终于出现在有国家名片之誉的邮票上，他作为一个敬业奉公心系群众的基层干部楷模将是跨越时空的，并永远为人民所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