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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英、美等国立刻向黎元洪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黎元洪政府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并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孙美瑶提出条件时,口气相当强硬,如果不答应,他就“撕票”。因为孙美瑶手中握有外国人质,谈判自然占了上风,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当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的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做中间人,负责双方的沟通与联系。
协议达成后的第三天,克劳和他的助手麦根,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临城,给那些被扣押的旅客送来食品、衣服以及信件。同时,旅客如果要投寄信件,也由克劳代劳,他把这些信件装在一个木箱子里,箱子上面用英文写着 “土匪邮政”,装有信件的箱子首先被送到临城,交到邮局,再寄往全国各地。
一天傍晚,麦根和克劳到枣庄外闲逛,当他们走进一个小村庄时,发现有许多店铺,他们走进一家小刻字店,看到店里摆设的样品,雕刻得非常逼真、形象。克劳还发现,就是这样一间小店,除了会刻字,还会印刷,且印刷品的质量都非常好,他想到邮寄信件时,有 “土匪邮政”的字样,如果能有“土匪邮票”,那该是件多么有趣的事。
回到住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第二天,他们把样图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样图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克劳一再保证不会泄密,并且愿出双倍的价钱。老板答应了,立刻刻出了模板,并开始印制。历史上的“土匪邮票”就这样产生了。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为5分和10分的,两种邮票都是木刻的,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邮票是麦根设计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旅客被扣押的地方 “抱犊崮”,邮票的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 “抱犊崮”的字样,在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C”刻成“0”,从而使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也就是说,把 “5CTS”刻成“50TS”以至成了错票。但是,这种邮票在使用时,仍然当作 “5分大洋”,它是用一种红色的纸张印刷的。10分的邮票是由克劳设计的,与5分票不同的是,它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上面写 着 :“PAO TZU KUBANDITPOST”,(意为“抱犊崮土匪邮政”),邮票的周围有花边,它是用一种黄色的纸印刷的。
克劳把邮票印好以后,便把它们带到被当作人质的旅客中,并且声明,今后无论是谁往外寄信,都必须要加贴这种专用邮票,否则信件寄不出去。有的旅客虽然怀疑有假,但为了信件能够顺利寄出,不得不掏钱购买克劳的“土匪邮票”。
在孙美瑶那些匪徒中,没有人懂英文,也就不知上面写着什么,因此,没一个人对这些“土匪邮票”产生怀疑。旅客要寄信时,首先得在信封上贴上 “土匪邮票”,然后再交给克劳。
克劳和麦根故意将正式邮票和自制的 “土匪邮票”并贴,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这些信大都是寄往上海的,“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上海的集邮人把 “土匪邮票”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
许多邮商和集邮人在上海得不到邮票,便写信给克劳和麦根,要求能得到“土匪邮票”,有的人怕遭到拒绝,不惜开出了高价。克劳和麦根当初印制“土匪邮票”时,只想赚点小钱,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欢迎。收到求购信后,他们赶到印刷“土匪邮票”的小店,将每种邮票各加印数百张,寄给上海的集邮爱好者,所得的钱款,正好用于人质寄信的费用。
由于报纸的大力宣传,克劳和麦根的“土匪邮票”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久,天津邮政局发现了此事情,遂作出决定,从今以后,凡是贴有“土匪邮票”的邮件,不论是否贴有正式邮票,一律不予投寄,退回给寄信人。
1923年6月13日,被绑架的人质终于全部被释放,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也就正式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