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逝世，巨匠陨落。钱老于1955年排除万难从美国回到中国，为祖国的航天、导弹事业鞠躬尽瘁，一改中国现代科学滞留他国之后的局面。遥想百千年前，中华文明那可一直都是全世界的翘楚。但到了近代，由于体制落后、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中央政权还哪里有能力顾及什么科学文化的发展。1929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成立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就曾因为经费捉襟见肘，搞得大批科学家无暇科研，不得不亲自去筹措资金。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学者竟还搞出了一套“邮票集资”的新办法，颇有几分创意。
20世纪初期，很多西方学者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热衷于来中国进行考察。尤其是中国的大西北，那里古老的丝绸之路、变幻莫测的自然风光、神秘的地域文化，都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但同时，一些文化奸商、文化盗贼也混在“西方学者”的队伍中。他们打着“学术调查”的幌子盗取中国的文物。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珍品就被英籍文物大盗斯坦因偷运出境。这种丑恶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本土学术界纷纷强烈呼吁，要求把国内的主要学术团体联合起来，到各地考察搜集资料，发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以免再被外国人攫取。
文物大盗斯坦因（左图）和现存在大英博物馆中的敦煌壁画及三彩罗汉（右图）
1927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学会”发起，中央气象台、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古物陈列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参与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民国政府的批准下宣告成立，并计划于当年2月前往中国西北数省进行人类、考古、地质等多学科的考察。由于中国当时在科学调研方面较为落后，该考察团里还有数名外国学者参与。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博士任外方团长，北大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团长，刘半农等众多知名学者也都参与其中。
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正式成立，左图为考察团奔赴西北；右图为考察团外籍团长斯文•赫定博士（中间）和中方团长徐炳昶（右侧）
当时的中国国内外环境一片混沌，国弱民穷。政府无力也不愿将用于打仗的“有限资金”投入到科学事业上，以致考察团经费拮据。在成立短短两年之后，科考工作就陷入了困境。于是，考察团不得不暂缓科研，转而开始寻求资金赞助，可多方尝试却始终没有解决钱的问题。这时，斯文•赫定提醒徐炳昶，不妨请求邮政总局帮忙发行有关“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纪念邮票，可以将邮票销售的部分收入用来作为考察资金。徐炳昶听后，连声称赞此举“一箭双雕”，即宣传了这次科考活动，同时又解决了经费的来路。
徐炳昶立即将这一提议向政府主管部门上报，并得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同年3月，蔡元培致函邮政总局，建议发行“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欲“以此引起国民对于学术探索的兴趣，并显示政府提倡之意。”但当时，不光是科考团经费紧张，谁曾想邮政总局那边也不宽裕，因此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邮票制版所需费用必须由科考团自行承担；其二，邮政总局担心邮票销售不畅，怕做赔本生意，因此要求邮票发行后，科考团必需先自行按照邮票面值购买5000套！
这下可让科考团的成员们犯了难，本来是想以此来筹钱的，可经费还没筹集到，反倒先要花出一笔巨资，于是科考团派出刘半农作为代表与邮政总局交涉。但刘半农毕竟是学者出身，“讨价还价”可不是他的长项。邮政总局明确表态：“不同意，就不印邮票！”无奈之下，科考团不得不答应了对方的“霸王条款”。
最终，“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总共印制了25000套，是同期邮票中印量最少的，仅相当于孙中山国葬邮票发行量的百分之一。且由于其中5000套卖给了西北科考团，另外还预留了一部分作为库存、一部分送给万国邮联，真正被送到各地邮局，面向公众出售的邮票仅有区区1500套。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这套邮票由于市面上的数量太少，竟一下子成为了当时的紧俏邮票，尤其吸引了集邮家、外国驻华大使和中华文化研究人士等高端人群的极大兴趣，市场价格猛涨。之前，科考团因为迫不得已而够买5000套邮票，却在这时一不小心独家垄断了这一邮票品种。团长徐炳昶瞅准时机，在集邮市场该出手时就出手，最后以高于买价25倍的价格将5000套邮票一售而空，顺利的筹集到大笔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上图为全套四枚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纪念邮票四方连。此套邮票的发行既宣传了西北科考工作，也为考察团筹集了经费。这套邮票在设计上采用了元代名画《平沙卓歇图》作为主图，描绘了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游牧狩猎的生活场景。这也是中国古代名画第一次作为主图呈现在邮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