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版币存世量大不大?

三版币存世量大不大?

三版币今年走了一个慢牛的行情,有人担心三版币价格上涨之后会有批量货源出来，我们先不考虑三版币现在价格的高低，先分析一下三版币的存世量.

我们来看看停止使用，或银行只收不付的纸币有没有可能以批量方式进入收藏领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物质生活环境，如果脱离了这个环境而去坐而论道，那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是荒谬的。在这里，我们已三版壹角券为例。1962年4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枣红券，该券自1971年11月银行只收不付。1966年1月10日，发行背绿券，该券自1967年12月开始银行只收不付。1967年12月15日，发行普通壹角券。从一般道理上来说，1971年11月和1967年12月都是一个大批量换入枣红和背绿的极好时机。甚至有些“财迷”在看了现在的市场后，会想，我要是生活在那个年代就好了，肯定会抓住时机成千上万的购进，现在再成千上万的卖出，那不就是百万富翁一个了。其实，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在那个年代，农村兴出集体工，正劳动力10分底份。妇女8分、7分底份，学生5分、4分底份。辛勤劳作1天，男劳动力就10分工，妇女、学生只有8分、7分、5分、4分工。待得春插或“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等农忙季节，正劳动力也就1个半工。等到年终生产队决算，比较富裕的生产队，1个工就个8角1元钱，经济比较落后的生产队1个工才8分、1角钱，农民一年忙到头，一家一户能把口粮弄回来，不欠倒帐，就很不错了。哪里还有余钱去搞收藏。从城市的情况看，可能比农村稍好。在那时，还很少有双职工家庭，在一般的家庭中，一般成年男性或上班，或做工，成年女性则在料理家务，或在外面打些零工，一个家庭的月收入一般在30元至40元，那个年代，由于还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一般的家庭都有子女3至5个，有的甚至兄弟姐妹加起来十几个。如此微薄的收入，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谁还有心事搞收藏？即使有这样的想法，又有几个人能搞得起收藏？就拿学生读书的学费来说，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上中学一学期的学费就2元钱，但不少城镇居民和农村的学生还是交不起，好在那时只要居住地所在街道、生产大队或父母工作单位开张证明，证明该学生家庭生活确实困难，就可办理学杂费减免手续。

还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儿，一位初一学生利用寒假的休息时间，每天去捡废弃的农用塑料布和烂布筋。十几天下来，所捡的破烂卖了8.27元钱。正好这时电影院放映阿尔巴尼亚战斗片《宁死不屈》，那个年代电影少的可怜，在城镇看电影既是一种热门的娱乐活动，又是一种“高消费”。他将这赚来钱中的8元交了母亲，零头0.27元则买了3张电影票（当时电影票每张8分钱），剩下的3分钱则买了6粒球糖（当时这种球形状的糖粒子1分钱2粒）。与家里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哥哥和弟弟（还有2位姐姐、一位大哥）去高高兴兴地看了一场电影。谁料东窗事发，这件事被母亲发现。在这个大雪之夜，硬罚3兄弟跪了20来分钟。从现在的情况看，似乎这样的事儿不可理喻，似乎这位母亲很不通情理。其实不然，首先是道德观念在那个年代被全社会看得很重，家长谁都要求自己的小孩做一个诚实的小孩，绝对不允许自家的小孩偷东摸西，绝对不允许自家的小孩说谎。《说谎的孩子》因说谎最终被狼吃掉，编入小学生课本，就是这个时代对人们道德观念的一种警示。其次是那个年代2角7分钱的确很重要，一家5口，一家6口可以用7分钱或8分钱，买回一碗火焙鱼，让全家人享受一下美味佳肴的乐趣，饱饱口福。物质决定意识。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对生活的追求也只会与那个生存环境相适应，而不可能大大的超越。比如，60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具体描绘，在苏联，是土豆加牛肉；在中国，则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又如，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倘若你只是个出集体工的普通农民，夏日炎炎忙“双抢”时，你绝对不会想到空调，可能你最羡慕的是背把铁楸到处看水的生产队长，因为他到树下吹吹凉风的时间比你多；在田间子上溜达，劳动强度比你小；穿件白衬衫，比你打赤膊晒得一身黝黑黝黑舒坦。上面我们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的情况，从这些情况看，哪怕是一些券别银行只收不付也好，还是停止通兑也好，抑或是停止流通也好，老百姓是绝对不会大批量地将这些券换回来，放到家里“压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集币文化经济的滞后，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滞后，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集币文化的滞后，使得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三套人民币中的一些券别，存世量十分稀少。并且这种存世量的锁定性与集币队伍的日益壮大性，将构成一对矛盾，这种矛盾的日渐扩大，将会使这些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纸币和正在退出流通领域的纸币，价格日渐看涨，一浪推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