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当前存在较大分歧。有的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将明显放缓。最令人担忧的是，“吃”了30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接连发生的“民工荒”即是表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口红利并未枯竭，而是有可能正在浪费。别让中国的“黄金增长”中断，需要厘清的问题又何止人口这一项呢？
日本地震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袁志刚先对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作了详细分析。他的基本判断是：极其复杂，前景不明，增速不会太好，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仍将比较突出。
袁志刚认为，复杂性在于，其一，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不同程度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应对，扭转了经济下降趋势，托起了股市，经济得以快速走上复苏轨道，但是这种复苏是脆弱的，整个经济体系中需要通过危机爆发方式进行修复的弊病，并没有根本上得到改变，能够带来下一轮长周期的新经济新亮点也没有出现。虽然熬过了危机，却没有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其二是各国的情况差别较大。从短期看，美国的科技力量全球最强，虽然并未产生革命性的新经济，常规性的创新、渐进式发展仍然是领先世界的，高效率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快速、劳动人口比例高、储蓄倾向低、内需易恢复等，都为美国经济走出困境提供了巨大助力。而美国的复苏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条件。目前失业率偏高，但从趋势来看，美国失业率已经出现下降，房地产市场企稳反弹，房屋价格和新屋开工同样处于底部回升态势。
美国的不确定性更多地来自政府债务问题，据统计，美国的国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美国GDP的100%，美国为了顺利发行国债，相信其国债利率会很快达到5%的水平，每年利息支出将接近1万亿，达到每年财政支出的40%。其他经济体必须忍受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美国国债有很大一部分为境外投资者和其他国家持有，美国财政扩张的政策可能会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造成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
欧洲经济的问题比美国严重，整体失业率过高，通胀有抬头的趋势，唯有德国堪称 “欧洲惊喜”，经济比较稳定，失业率较低，德国央行行长韦伯预测德国2011年的GDP增长将达到2.5%，为欧元区经济复苏提供了牢靠的基础。袁教授说，欧洲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高福利制度导致社会成本太高，其创新能力又不如美国强。他认为，欧元区根深蒂固的制度安排阻挡了劳动力自由转移，联邦制或许是必须走的道路。
至于日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过高，而养老和退休福利等社会保障成本决定了日本企业和政府都必须付出较高的非生产性成本。日本政府债务水平很高，债务存量接近GDP的200%。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发展受到人口结构变化和高额财政赤字的威胁。最近发生的地震又导致日本资产价格下降，日元汇率波动造成对外贸易的不确定性。袁志刚指出，地震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困难，最根本的在于日本人口结构，已经难以支撑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劳动力需求了。
好在，日本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从需求方面讲，地震对中国出口的正面影响 （重建需要更多进口）和负面影响 （日本经济受损需求下降）部分抵消，短期内负面影响可能较大；中国对日本出口只占中国总出口的7.7%，欧美经济近期需求走高，对中国出口需求有所支撑。从供给方面来看，短期内东亚电子产品生产链断裂可能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但是由于电子产品生产周期较短，影响应该不大。国际商品市场受日本生产停滞的影响可能出现原油、铁矿石等价格下跌，对中国降低输入型通胀有帮助，但随着日本重建，这种影响可能会反转。
不应浪费人口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丰厚的人口红利。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人口红利一旦消失，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否延续？
其实，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人口红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确是重要方面。
袁志刚教授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通胀的最新研究，为我们一一解说。他告诉我们，有研究机构已算出中国人口目前平均年龄大约是34.2岁，这个数据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的水平相当。日本经济泡沫灭于1990年，当时日本人口平均年龄是37.4岁。中国的平均年龄到2020年大概也差不多37岁多点。 “简单类比，根据日本经验，中国经济到达缓慢增长的时候或许就在2020年。”袁教授这样判断， “所以中国的人口，尤其是大量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下降，至少也要到2015年以后，所以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也就是刘易斯拐点。”他强调，刘易斯拐点应该是个过程，而且已有专家批驳了刘易斯拐点的 “点说论”，认为不存在某个具体的“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的人口结构存在隐患，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已经凸显，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本身是造成劳动力短缺假象的根源。
如今，中西部的人口红利已经超过东部地区，东部的劳动力优势不再。东部地区要继续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须要利用中西部的人口红利，从而必须要吸引中西部劳动力到东部就业和生活。现阶段，一方面户籍制度控制着人口流动，农民工到城市不能享受城市的福利水平，却不得不承受城市的生活成本，同时通货膨胀和房价、房租的上涨也快速抵消了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微薄收益；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劳动成本促进了资本的大量转移。虽然国家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也很大，但是中国不可能走日本经济发展的道路。日本新干线开通之后，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赶超发达地区，新干线沿线的中小城镇服务业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中国国土跨度很大，人口分布相对过于分散，如果采用日本的发展策略，采取就地城镇化的方式，将造成人口集聚程度过低，不同地区物流和统筹成本过高，不利于工业集中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中国人口分布的现状实际上是由户籍制度等人为因素或房地产市场发育不成熟所造成的限制造成的，这本身意味着对人口红利的巨大浪费。东部沿海在地理和气候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其较高的人口容纳能力。此外，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造成了基础设施存量的巨大浪费。
袁志刚研究认为，要有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土地上释放出来，这是中国 “黄金增长”不致中断的根本，换言之，农业必须实现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不能依靠政府投入，农业必须从被动的部门转化为主动的部门。这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农民宅基地的合理界定，这是农民脱离土地走向城市的初始积累；二是社会保障的完善，政府则通过政策杠杆进行收入调节。他还建议东部地区通过提供大量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在确保安全、质量和环保的前提下，来切实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在大中城市的住房需求，减少他们的住房支出。
财富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
袁志刚主张扩大优质制造业的投资。他说：2008年实行的经济刺激政策，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也就是说，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所拉动的。但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只是起到一个优化经济活动外部环境的作用，基础设施并不具有直接的生产效应；制造业投资放缓却意味着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难以转化为生产。从根本上说，近几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仍然是一种粗放式的增长，除非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促进制造业投资，以将基础设施的巨额存量所蕴含的经济价值释放出来。
然而，财富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阻碍了制造业投资增长。对此，袁志刚分析，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结果，高房价本身也是由于供给相对短缺所造成的。现阶段的房地产市场中住房需求更多的是正常需求，购买多套房的意图也更多表现为投资。催生高房价的供给短缺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问题，同时，在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大量供给动机和外部监督压力的情况下，金融系统向房地产领域的资金融通又进一步减少了房产开发的激励。增加住房供给是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房价过高困境的必然选择，但是保障房计划本身也有一些弊病，如需要通过政府开支的增加和对社会机构、企业的激励来完成，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公租房和廉租房的定价机制难以设定，过高则失去保障的意义，过低则难以弥补保障房的维持费用；保障房的资格审查机制也难以构建；同时，政策性住房供给的增长过快，会打乱房地产的市场运作。制度设计需要更详尽考量。
投资真的过剩了吗？
袁志刚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快速的发展不仅是投资增长造成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也是至关重要的。投资增长本身促进了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大幅提升。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本意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引进外国资本，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丰富的投资来源，更重要的是借此平台获得伴随外国资本而来的更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事实上，初期的外资引进就是以 “技术换市场”的理念推动的，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可以说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国内资本逐渐丰裕，投资行为的类型和活动范围也发生了改变。
但即使现在来看，还不能说投资过剩，中国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基础性建设和保障性建设。袁志刚说，中国过去20年产生4次投资热潮，分别是1992年、 1998年、 2003年和2009年。从投资结构看， 2009年的投资热以中西部基础建设投资和产业的大规模转移为主，类似于1992年的投资热，而不同于1998年和2003年，无法在短期内形成供给能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加上2009年的宽松倾向政策和大量的流动性注入，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
在袁志刚看来，中国制造业所谓的产能过剩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落后产能的大量存在只是部分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相对落后和消费能力的相对低下。实际上，中国投资增量虽然很大，但这只是工业化特定阶段的产物，存量并没有呈现 “过剩”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100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存量。而中国的工业化只经历了30多年时间。目前，中国人均钢铁蓄积量只是美国、日本的1/3；汽车人均存量是美国的1/20，日本的1/15；商用飞机人均存量是美国的1/25；高速公路人均量是美国的1/6，德国的1/3；挖掘机人均量是美国的1/2，日本的1/6；推土机人均量是美国的1/10，日本的1/2。而从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样庞大的体量与相对不足的人均，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存量还远没有完成，发展空间还很大呢。
潜在经济风险何在？
“现在比较危险的问题主要有三个：通货膨胀难以抑制，低效投资大量存在，金融系统坏账高企。”袁志刚称，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根本在于能否缓解这些潜在的经济风险。
先来看通胀。这轮通胀的持续时间和持续强度取决于一些基础制度建设，如汇率制度、土地制度、产业政策等，这些因素将在长期产生影响。汇率制度问题主要影响货币供给，也即是从需求方面发生影响，土地制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则作用于供给层面。像土地批租制度客观上减少了土地的市场供给量。
袁志刚表示，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村土地无法通过加入市场运行实现资本化，高房价催生的高地价并没有给集体土地的相关主体——农民带来切实的收益。中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或财富贮藏形式就是土地，中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土地无法资本化而使得农民进城的机会成本过高，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也造成东部持续工业化必须依赖于不稳定的劳动力流动。在此基础上，不仅人力资本不能通过持续的就业形成积淀，大量民间资本也无法有效投入到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域，仅能依靠微薄的人口红利带来微薄的收益，对应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缓慢提升及难以避免的下降趋势。
此外，通胀的一个潜在根源在于工资水平增速相对于劳动生产率速度过低，通胀预期又会强化工资上涨的要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虽然尚未造成显著影响，但肯定会成为未来通胀的重要推力。
与之相关的是低效投资。 “十二五”规划强调了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导向，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手。生产性服务业是特指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的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是与制造业直接相关性的配套服务业。重点发展第三产业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但是第三产业必须以第二产业的发展作为基础，因此促进民营资本投入制造业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生产性服务业将失去服务对象，出现服务业的 “产能过剩”。
袁教授特别忧虑劳动力流向出现的复杂现象——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的优势被高通胀和高房价消耗殆尽，大量中西部地区民工不再外流，产业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似乎正在进行。而重新布局肯定会导致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因为东部地区的服务性资源短期内是中西部难以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替代的。
中国经济潜在的第三个风险，就是金融业坏账过多。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只有通过转化为对工业发展的巨大推力才能逐渐缓解坏账风险，袁志刚认为，过快过急地将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会减弱工业发展的集聚效应，不利于充分利用现存基础设施存量的巨大外部性。而地方政府拥有大量国资可以用来进行融资，但是保障房计划的实施可能对房价产生冲击，进而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长期来看，只有通过加快产业升级和促进民企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阻止金融系统积聚的风险引发新的经济危机。
物价仅是货币现象？
对于这个问题，袁教授明确给予否定回答，“货币供给对CPI的解释力在2003年之后变弱”。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显著提高，但货币化程度与通胀并无明显关系。 2000年初，M2为12.1万亿元，M1为4.7万亿元； 2010年末，M2为72.6万亿元，M1为26.7万亿元。 11年分别增长了5倍和4.7倍，而同期GDP增长了2.9倍。货币化程度显著提高，由2000年的1.32增至2010年的1.82，但货币化程度变化与价格水平波动并无明显关系： 2002年之前，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价格水平却出现下降； 2003年至2008年，货币化程度有所降低，通货膨胀却创出新高。
袁志刚表示，当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M2或M1）近年来对通胀的解释能力在变弱，当开放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央行控制M2或M1的能力也在下降，我们就应该关注实体经济的变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了。比如：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食品、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而且，由于食品、能源的供给弹性较低，因此需求增长会带动价格更快上涨。另外，居住价格上涨也是引发通胀的重要因素，目前居住价格对CPI的贡献已接近20%，资源性产品的调价进一步增加了居民居住类成本的支出，加大了居住价格的上涨压力。在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各地出台各类限购令的背景下，购房者由买转租，租金价格也将快速上涨。
又如：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要素价格推动型通胀形成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跟不上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因为如果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就能消化掉各类要素成本上涨带来的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较大的行业，尤其是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依赖程度较低的先进制造业，其吸收要素成本上涨的能力就比较强。
对于中国目前的通胀，袁志刚认为是总需求拉动在先，总供给冲击在后，带有强烈的结构性特征。他为此给出建议： “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控制，而必须从如何增加有效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入手，必要时还要政府配合实行各种供给政策，给企业减负，刺激企业创新，努力增加供给，重现2003-2007年高增长与低通胀的 ‘黄金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