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商家照例打出各种优惠旗号，组织各种促销活动。黄金周前后，作为消费者，我亲历了中国特色的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
我居住的小区门口有家红兴美容美发店，几年来价廉物美，服务不错，不少邻居都在这家店办了预付费的充值卡。8月中旬，该店停业装修，声称9月1日开业。拖到9月下旬重新开张时，店名已变，美发师美容师也全部是新面孔。我持原先的储值卡去洗头，被告知，老的卡可以用，不过，以前打3.8折，现在只能打7折。要继续享受3.8折的优惠，须另行充值，充满2000元，换成新店的卡。
10月2日，我陪亲戚买品牌电脑。为购买I3的还是I5的犹豫不决，销售员详尽地为我们分析两种机型的优劣，我们最后决定买I5的。付了款，等了很久，终于等到发货、等到技术员拆箱。同去的朋友发现，机箱上的标志不是I5，而是其它品牌。销售员不承认他推荐的是I5，声称他推荐的是双核。我质问：“你们这样偷换概念，是不是意味着，要把咨询和介绍全程录音，才能免受欺骗？！”
交涉的结果，是补贴几百元差价，商家给我们换I5的机型。
本来，卷款走人的红兴美容美发店，应该由工商和公安部门查处（一邻居说，该店的老板在公安局早有案底）；挂羊头卖狗肉的电脑卖家，应该接受退货。也许，我们是不愿费时费力维权的懒人。当下的现实提醒我们，维权的成本也许会高到得不偿失的地步。
我国的市场经济实在并不成熟，尤其是企业的退出机制，几乎是空白。近来温州出现的一系列“跑路老板”，就是明证。似乎只要老板不想干了，就可以一走了之。利益受损的，还是消费者或供货商。造成的混乱，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余秋雨写过一篇散文《信客》，讲述在交通不便的乡村，有一种在城乡间送信送物的私人职业信客，相当于今天的邮递员。这种职业得以存在，全靠一个“信”字。一位勤勉了一辈子的老信客，因为裁了一窄条红绸，只能自觉地从乡人的视线中消失。
清代中后期，山西人的票号开遍大半个中国，也全赖一个“信”字。
中国的传统文化浸满了权诈的毒液。季布的一诺千金与《孙子兵法》的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国粹的两面，一面是权术，一面是诚信。而诚信的实现，更多的时候，是依赖个人的道德修为，绝非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契约精神。
在相对封闭的乡村，人们生活在沾亲带故的人际圈子里，裙带关系和人情脸面制约着他们的日常行为，人与人之间的欺诈行为也就较少发生。一旦离开了亲友和乡邻的圈子，进入大城市，置身于陌生人当中，那些从未经历市场经济、不知契约精神为何物的人，轻则挂羊头卖狗肉，重则卷款潜逃，也就不足为奇了。近日，有个来自中部地区的朋友和我闲聊，他说：“在我们那里，最重要的，还是关系。”
所以说，要在我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要想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法治，亟需再次重视、进一步建设。
生意人都希望日进斗金，读书人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古时候是道义道德，今天，它代表法治和契约。没有法治环境，即便是性本善的人之初，也会很快嬗变成性本恶。没有法治环境，没有契约精神，诚信也就无从谈起。失去了诚信，即使能一时赚得黄金，这样的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之林，也很值得怀疑。
作者：孔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