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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所阅读的所有相关文字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萧红所谓“黄金时代”的真实内涵。其中表现得最为奇怪的，是上海女作家毛尖的专栏文章：《所谓的“黄金时代”，是萧军的，不是萧红的》。这篇文章撇开“黄金时代”具体所指而得出的结论——“要说真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那也只能是萧军的，不会是萧红的”——与萧红对于“黄金时代”的理解恰恰相反。相比之下，许鞍华在电影中借萧红之口所说的——“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反而是对于萧红所谓“黄金时代”的一部分的怀旧回归。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正是对于这种并不完美的“黄金时代”的怀旧回归。
“黄金时代”的误读与回归
电影片名《黄金时代》的出处，是萧红1936年11月19日从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书信，其中写道：“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接着这段话，萧红专门解释说：“上面又写了一些怕又引起你误解的一些话，因为一向你看得我很弱。”
萧红之所以怕引起萧军“误解”，是因为这段话所涉及的是两个人之间最具根本性的价值分歧。
1932年8月底，萧军把疼痛难忍的萧红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三等产房待产。半年后，萧红在纪实小说《弃儿》中记录了这段生死磨难。小说中的“芹”即萧红自己。“芹”新认识的爱人“蓓力”，指的是萧军。孩子生下第六天，经萧红同意被别人领养。作为一名成年母亲，萧红犯下的是不可饶恕的遗弃罪。但是，此时的她已经从左翼文学青年萧军那里，学到了一套推卸转嫁个人责任的特殊逻辑。
1936年7月，在鲁迅、胡风等人帮助下已经在上海打开局面的萧军、萧红二人，陷入新一轮情感危机。萧红为此东渡日本，萧军则躲到青岛创作了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其中的故事情节，恰好与萧红此前的《弃儿》有所衔接。男主人公“我”受过军事训练，流浪哈尔滨期间偶然拯救了有才华的落难女子“芹”。昔日的战友劝告“我”前往磐石打游击。“我”“为了爱的缘故”留了下来，“像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
小说发表后，萧军将杂志邮到日本。萧红在回信中写道：“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
在这封信的结尾，萧红幽怨而坚定地表示：“从此我可能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
鲁迅在1923年的经典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表示说：“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连“救活一人”甚至于连自食其力、养家糊口的个人责任都不能够或不愿意担当，却偏偏要在作为私人空间的自己家里高调标榜公共领域的“参政权”，甚至于“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其实是一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自我逃避的精神胜利法。
应该说，总是在家里与萧红纠缠“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的萧军，正是鲁迅所展现的阿Q式的男权骗子。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所谓大多数的利益，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每一位个人以人为本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像萧红这样在人生顿悟中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并不是软弱的标志，反而是她人性觉醒和理性回归的重要表现。借用胡适的话说，萧红所向往的“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文明境界：“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
“黄金时代”的求学与求爱
辛亥革命及南北共和所缔造的***，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多元开放、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同时更是中国女性教育史上前无古人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一种多元开放、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之中，将近40年的民国时期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既要求学又要求爱的知识女性，从而成就了一系列民国红粉的传奇佳话。求学与求爱，也因此成为少男少女追求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的恒定母题。在求学加求爱的人生历程中，一次又一次陷入生死绝境的萧红，无疑是最令人揪心也最惹人争议的一个传奇人物。
在萧红之前，与她求学加求爱的人生经历大致相同的，是民国史上成名最早的女性白话文学作者庐隐。庐隐于1919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本科班，从而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届国立大学的女大学生。可惜的是，接连两次失败的婚恋，直接导致她在贫病交加中难产而死。
同样是求学与求爱，庐隐的同班同学冯沅君表现得更加实际也更加理性。从小被裹了小脚的冯沅君，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1924年2月，她在上海《创造》季刊发表自传体婚恋小说《隔绝》。《隔绝》以及此后的系列小说《旅行》《慈母》《隔绝之后》，以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并且为这种自由恋爱注入了读书进取的硬性指标。
张爱玲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但是，经过时间的筛选和考验，能够留传后世的恰恰是张爱玲、萧红、冯沅君、林徽因、杨绛、鲁迅、曹禺、沈从文、巴金、老舍、钱钟书等人，表现其求学与求爱的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的文学作品。像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茅盾的《子夜》之类苍白空洞并且堆积如山的说教文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随着现代工商契约社会及其市民文化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多元信息的开放普及，传统教科书给予莘莘学子的空洞苍白的单一说教，已经失去其支配作用。胡适当年所提倡的更加符合人类共性也更加体现时代精神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逐渐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