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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半年里,国民党政府不断用商船军舰运出大量白银及银元,总量在3000吨以上,连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上也装有30万块银元。1949年后半年,“嫡系”国民党军队的薪饷就是发银元与黄金。
第一批国库黄金运台
1948年12月2日凌晨,上海外滩全面戒严。
英国记者乔治·瓦因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靠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之后,他向东望,虽在全面戒严下,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甚至护航军舰;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
乔治凭着专业的直觉,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黄埔滩20号的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用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左派的《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上海黄金挤兑惨剧
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运广州银元1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但没被媒体、社会及一般民众注意到。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不只轰动上海,也震惊了全中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上海人心惶惶,没过几天就在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惨案。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拿1000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元941341块(合金圆券9413100元)……”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举世坐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告终。
第一批运走80吨黄金?
12月1日深夜,究竟有没有黄金由上海外滩运出?英国路透社于1948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表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的新闻是否可靠?若是事实,这一次到底运出了多少两金子?由何人决定运出?其次,究竟由哪些方式运出?从上海运到哪里?
国民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最初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先父在内,也绝口不提,因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Lester Little)做序,在此书第30页,他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的收入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按: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这项记载被很多人引用,包括一位赵淑敏女士,她研究海关有年,在她所作的《中国海关史》中也有所提及。她在1985年给台北《传记文学》刘社长(绍唐)的信中就提道:有人又说黄金是1949年5月某一深夜,由当时国民党政府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派军舰,载运去台湾的。她不知哪一说是正确的。现在,60年过去了,再来回顾此段史实,才知就如瞎子摸象,众说纷纭了。
后三批运走170万两
在1948年12月(到1949年元旦次日,见下)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费)经手的,是在次年(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就是赵女士所提的“军舰密运”,但时间不是5月;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601111,股吧)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第四批的20多万两时,已是兵荒马乱,上海外滩码头上全是准备撤退的军队,哪需要“密派”军舰?
运金幕后的蒋介石
前中国总税务司监督、美国人李度所提的80吨黄金,是否正确,是历史上亟待证实的。首先要问谁有权把***国库黄金转移库藏地点?答案是中央银行总裁,当然幕后是蒋介石在主持。1948年12月谁是总裁,是俞鸿钧。
相信俞之能再任央行总裁,也是蒋刻意安排的!且看这一年的前几个月蒋的行踪及动作:7月18日,他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0月2日,蒋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须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后,到上海,10月8日召见俞鸿钧及蒋经国,极可能蒋于此日已指示俞应做最坏打算。照前述,蒋日记到11月里已决定把央行大部黄金转移“储存地点”,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
之前,蒋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台湾,于27日在台北发表感想说:“以台湾教育的普及,社会基础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为中国之模范省。”虽是官方文告,可谓印象良佳,尤其***打游击出身,没有海空军的基础,台湾海峡就可成为安全的天然屏障。
这种以台湾为未来国民党政府之“复兴基地”、逃亡之“避风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记里所说:“缩小范围……另起炉灶”(1948年11月24日)。蒋早在1948年2月已经以自己官邸卫队中的亲信官佐作为基础的一支“台湾警备旅”,在台成军(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原任卫队副的王惕吾(后以运台黄金开办《联合报》及美洲《世界日报》)即担任其中第二团团长。“台湾警备旅”在1950年普遍缩编的情势下,反而逆流扩编为一步兵师。
1948年11月初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精锐的32个师完全丧失,解放军大举入关,淮海战役开始。该月下旬,黄百韬兵团覆没。11月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国给予紧急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遭杜鲁门总统之冷落。除战场上失利外,蒋此时又紧受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要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央行这些金银美钞必须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点了。
作者吴兴镛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
《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