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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个人性格的写照——换句话说，你的投资作风就是你的性格。投资者与其花大力气四处寻找投资的必胜秘笈，不如因应自己的性格，包括耐心、纪律、风险承受力等，为自己度身定制一套适合自己的投资计划。”
企业由人组成，因此企业的成败毫无疑问跟管理者的素质大有关系，而我们选股的方法之一是“以貌取股”，“貌”是指管理者的样貌，从他的样貌去估计这个人是否诚实可靠、有没有能力、是不是高瞻远瞩并照顾小股东的利益。我们经常会听到选股等同于选人这个比喻，可是，即使是资深投资者对此也直言不讳——选人是非常之难的——有很多日常用语形容看人难，例如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等等。
懂得投资在人身上，让别人帮自己的财富增值，可能这就是投资的最高境界。要在五位王者中选出王者之王并不困难，因为其中有一位王者做到了知己（清楚自己的性格不适合担任投资经理）、知彼（懂得把精力放在挑选和培育顶尖级投资经理上）。过去10年，这位王者共创立了4家基金管理公司，其中一家更是亚洲区规模最大的独立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他就是叶维义。
叶维义的经历充分证明投资是个人性格的写照——换句话说，你的投资作风就是你的性格。投资者与其花大力气四处寻找投资的必胜秘笈，不如因应自己的性格，包括耐心、纪律、风险承受力等，为自己度身定制一套适合自己的投资计划。
叶维义热爱投资，但自知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不是前线，而是在后方挑选适合做投资的人才，他不断施展自己的选人武功，一次又一次取得骄人的成绩，但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运气好。既然叶维义的运气能够10多年一直这么好，我们不妨细看他的起居饮食习惯，从中“偷师”。我对叶维义的双重身份颇感兴趣——他既是惠理基金的创办人，亦是老牌建筑公司新昌营造的主席。
一盘没有计划书的生意
今天的惠理是亚洲区基金界的奇葩，是香港基金业的骄傲。惠理于1993年在香港成立，开业时所管理的基金只有300万美元，增至现时的23亿美元，基金的规模和影响力可媲美跨国集团。惠理旗舰基金A Fund屡次获选为最佳大中华股票基金，其表现一直跑赢恒生指数和同类型基金。
叶维义在中学时曾赴美留学，大学毕业后加入投资银行Lazard，曾在纽约、伦敦、香港办事处工作，后来晋升至合伙人。
他于1990年从美国返港，加入新昌工作，一边学习经营建筑生意，一边参与家族的投资活动。当时新昌这类中小型上市公司的股价普遍偏低，即使估值吸引人，始终未能得到投资者和分析员的垂青，除了摩根建富（今天的德意志银行）研究部主管谢清海。
谢清海的投资理论就当时的证券界而言颇为新鲜，同时亦与证券公司的经营模式相抵触。他认为证券公司只重视蓝筹股，而蓝筹股的一举一动是人所共知的资讯，投资者难以在蓝筹股上赚取可观的利润。与之相反，大量中小型上市公司因估值偏低，容易被投资者忽视，证券公司亦不愿意派分析员研究，其实当中不少公司都很具有投资价值。
谢清海鼓励基金经理避开蓝筹股，转为购入被人忽视的低价股，作长线投资。这个理论带出两个问题——低价股交投清淡，流通量不多，即使有客户想要大手笔买入，经纪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购入客户要求的数量，只能眼巴巴地见财化水。此外，长线投资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为证券公司创造佣金收入。不管谢清海的理论能否为投资者带来利润，对于依赖佣金收入而生存的证券公司而言，他的理论是“倒米”。
“当时认识清海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认同他的价值投资（Value inve-sting）理论。他工作得很不开心，希望自己创业，于是我助他一臂之力。1993年，我们成立了惠理，把价值投资理论付诸实践，这是一盘没有计划书的生意，只是向新昌租下一个小单位，清海、秘书和我三人静悄悄地开业，开业时所管理的300万美元，都是来自新昌家族和清海的朋友。”
当时价值投资的观念在香港并不流行，每当股市气氛炽热，股民便争相购入“消息股”。惠理讲求投资纪律（Investing Through Discipline是公司格言，它无处不在，在卡片上亦可见到），拒绝随波逐流，坚持要做足功课，由下而上地选股，集中投资被低估的二三线股，不沾手“人所共知”的蓝筹股，所以惠理创业初期只吸引了少数志同道合的海外投资者。
“价值投资不是营销口号，而是真心相信贯彻价值投资理论可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信念在惠理根深蒂固，从清海和我到基金经理和文员，都是价值投资的信徒。”
价值投资的祖师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他自1928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证券分析课程，当时的美国股票市场犹如赌场，股民相信小道消息，紧跟大户炒作。在大部分股民皆是“全攻型”投机者的情况下，格雷厄姆提倡的证券分析理论最初乏人问津。格雷厄姆分别在1934年和1949年出版了《The Security Analysis》和《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价值投资者视这两本著作为圣经。把价值投资理论发扬光大的人是“股神”巴菲特，他是格雷厄姆的学生。
价值投资的主要理论是买便宜货——以五毛的价格（price）购买一元的价值（value）。所有股民的目标都是低买高卖，岂不是所有的股民皆是价值投资者？问题是，大部分股民都不知道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区别。
大部分股民不懂或不愿意分析股票的价值，所谓价值只是人云亦云的消息贴士。而价值投资者凡事喜欢寻根究底，懂得和愿意分析股票的价值，相信市场会不时出现股票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况。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分析是margin of safety——margin愈大，赢面愈大；真正的价值投资理念讲求稳健，基金经理购入一些市盈率偏低、现金流量充裕、股息率吸引人的股票，作为长线投资，即使遇上下跌的市道，这类股票的跌幅亦通常较小。
价值投资者做足功课，当发现公司经营或管理层诚信出现问题，即时沽货套现；但是，只要公司基本面不变，价值投资的表现不会受短期波动的影响。遇上跌市，价值投资者持有的股票价格亦会跟随下跌，但因为这些股票本身质量较高，跌幅会较小。另外，由于他们早已沽货套现，手上持有充裕的现金，便可趁机买便宜货——策略是蚀两成，赚几倍。
“散户喜欢贪小便宜，相信小道消息，难以严守纪律，他们的遭遇跟价值投资者刚好相反——跌市时搏到尽，搏光被迫离场，股市回升时，他们只有叹气的份。”
散户的赢面是否很小？
“散户除了贪小便宜和纪律松散这些缺点之外，还缺乏研究股票的能力和经验，要赚5倍、10倍并不容易。不过，如果他们能克服缺点，做好功课，长线投资优质股，绝对有能力赚2倍、3倍。”
“价值投资并不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每个人都可以自学和自行实践。进行研究分析其实不是十分困难，加上现时上市公司的透明度颇高，投资者只需花点时间研究公司的现状和前景即可。散户面对的困难，是难以严守纪律，当股价稍有波动时，容易把持不定。”
纪律是否与生俱来？
“不是，纪律是锻炼出来的。与其学习什么投资门派，我认为投资者不如先问问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投资作风完全反映个人的性格，投资不容易扭曲人性，假如你知道自己性格急躁且容易受外界影响，而且发现急躁对投资不利，可考虑投资优质基金，交由专业人士管理。”
靠内地起飞
1993年至1997年，惠理连续4年皆有出色的表现，基金规模稳步增加至2亿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来袭，惠理遇上第一个考验，当时亚洲区股市崩盘，投资者急于把资金调离亚洲区，受到基金表现差和客户赎回的双重打击，这一年，惠理管理的基金从2亿美元跌至1.3亿美元。
“1993年是惠理的near-death experience（鬼门关前徘徊），香港政府出面救市，但只救蓝筹股，没有理会二三线股。我们持有的股票，市盈率跌至令人难以置信的3倍。压力难以形容，但我们仍坚持信念。”
1998年年底，惠理经历了另一个严峻的考验——证监会公开谴责惠理及谢清海在收市前发出买盘，令5家公司的股票收盘价高于正常的价位（俗称“mark高”股价）。调查期间，惠理被证监会发现还有其他违规的情况。
“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清海不是故意犯事，这一点证监会也曾公开声明。事后，我们认真检讨内部运作，发现问题出在公司发展过急，营运架构和工作分配不清晰，清海一人身兼CEO和Chief Investment Officer，因此出了乱子。其实，清海只想做一个全职基金经理，于是我们从外聘请CEO管理投资以外的业务，并自此走向专业管理。”
相对于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的网络股狂潮对惠理的考验可能更大，因为网络股狂潮属于全球性现象，当时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网络改变了一切，争相挤上网络股快车。价值投资的特点之一是牛市期间表现相对失色，因为许多股票的价格高于价值。当其他基金因持有网络股而赚得盆满钵满时，惠理不但拒绝跟风，反而把资金投入乏人问津的中国B股。在当时的气氛下，惠理一时成为基金界的笑话。
“当时网络股在我们的基金组合中，所占比重不足1%，我们把大部分资金投放在中国B股。这不是赌博，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市场出现泡沫，是价值投资者最容易赚钱的时候，也是考验基金经理纪律性的时候。投资者一窝蜂入市，把概念股的估值推高至不合理的水平，优质股反而被忽略，这些股票的估值不合理地被压低。我们经历了1994年红筹股、1997年回归和2000年网络股泡沫，每次都安然度过，并为日后发展打好了基础。”
2000年网络股泡沫爆破，惠理没有受到影响，从2000年至2002年，A Fund上升了八成，恒生指数则下跌了五成。2002年中国向内地投资者开放B股市场，带动B股全线急升，惠理因持有B股而受惠，大胜一仗。
投资中国B股的确需要勇气，因为内地上市公司质地参差不齐，企业透明度较低，详尽和可靠的分析报告欠奉，惠理须靠自己的投资团队去进行研究分析，而这股勇气正是来自价值投资的信念。
惠理经过中国B股一役后名声大振，香港投资者也开始购买惠理基金。从1993年至2000年，惠理管理的基金从300万美元增至2亿美元；2000年至2004年，又从2亿美元急增至23亿美元。4年内升幅超过10倍。
现时惠理的大股东仍然是叶维义和谢清海，两人共同持有控股权，剩余的股权为两家美国基金所持有。粗略计算惠理的估值，如果以1%的管理费计算，惠理现管理23亿美元，每年无惊无险地可收取2,300万美元，约等于2亿港元，这还未计算表现奖金（基金表现超过某指标，惠理可收取15%奖金）。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支出是员工的薪金，惠理的基金管理团队不超过40人，经常性支出相当有限。以市盈率15倍计算，惠理的估值达30亿港元。叶维义解释，惠理的花红相当丰厚，即使以市盈率15倍计算，扣除花红后，惠理的估值其实少于30亿港元。
叶维义不停地向我讲解，投资者十分重视基金的表现，所以基金管理的资金有来有去，计算惠理的估值并不是我所想象的这么简单——这道理我当然知道。我是根据惠理历年的业绩，加上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来进行分析，因此我给惠理的估值是合理的。
有没有考虑把惠理出售或上市？
“考虑过上市，还做了些前期工作，但后来不知为何不了了之，我们不大着紧。”
“不大着紧”这4个字亦是叶维义的投资致胜之道。
Letting Go的艺术
一盘生意的投资者分两类——落手落脚和不落手落脚。大家想象一下，亏蚀的时候，伙伴对你说：“对不起，我已经尽了全力。”赚钱的时候，伙伴千方百计地向你暗示，甚至明示，你当时只是出了些钱和力，今日公司赚大钱的功劳不属于你，而你又要分一份，好像有点过分——因此，要做一个成功的不落手落脚的投资者是一件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