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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报告让我关注股份制所有权
不解决,国企改革没法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是资本市场建立的前提谈深圳证券资本市场的建立,不能不先说说股份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是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建立的前提。两者是因果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企改革在放权搞活方面,比如承包、利润留成、扩大自主权等做了一些调整改良。我之所以说“改良”,是因为这些都没有涉及到企业所有权这个要害。所有权不解决,国企改革没法推进,更谈不上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单一,责权不明晰,责任制度建立不起来,是根本性的问题。
1987年我们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只是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问题,把“掌柜”与“东家”分开了,但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国家所有,全民所有,但谁来代表呢？中央国企、省市县级的国企,都是全民的,这很难界定各自责任了。这样,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改革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革,一个东家变为众多东家,企业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理论界开始有人提股份制,但如何在国有企业中推行股份制呢？也仅限于在理论学术刊物上探讨、议论,没有实质性的具体方案。许多人对什么是股份制不甚了解,更不用说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基本架构的了解了。当时,人们还把股份制等同资本主义制度,“股份化就是私有化”的大帽子很吓人。这是个禁区,理论界也不敢触及,一批学者仅谈谈而已。
是什么引起我注意和思考股份制改革的呢？1984年我在国务院工作时,看到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很委婉地提出中国国企改变现状的思路,应对国企在不触动公有制前提下实行股份制改革。为什么不能把国企独一无二的“东家”分解成几个不同企业、行业、地区的国企“东家”呢？毕竟不同的“东家”有不同的利益嘛。他们明确提出股份制是一种好形式,既可以保持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又有可能避免国企中政企不分、责权不明的弊病。带着这个问题,我专门请教国家体改委的有关同志,但没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那时是求企业搞股份制试点的6家国营企业,赛格的马福元是很支持股份制改革的,其他几家却不太愿意推行1985年来深圳工作后,国企股份制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因为要解决国企中的诸多问题,就不能不啃这块骨头了,不能不攻这个“关”。在股份制改革被批判是“自由化”而导致全国有关这项改革的议论、探讨处于偃旗息鼓状态的背景下,我们经反复调研、征求意见和修改,于1986年10月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总则第三条规定:国营企业股份化,是指将国营企业的净资产折股作为国有股权,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出让一部分国有企业股权或吸收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加入新股,把原企业改造成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6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与此同时,在新成立的企业中推行股份化,由不同的出资者组成董事会。我积极主张用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极力主张引进现代企业公司制度来改造企业经营管理。
1987年2月,市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最早允许私营企业成立的政府规定,可以这样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私营企业的法规。是一项重大突破。这项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大啊!明确规定:现金、实物、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投资入股分红。第一,商标、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得到尊重、保护,大大调动拥有人的积极性;第二,从理论上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过去我们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理解较片面,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认识狭隘了。专利、专有技术、管理等也是劳动嘛,也创造价值,而且会带来创造更大、更高的价值哩;第三,过去企业“成分”只有国营和集体、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个体户,私营企业是不允许办的,我们就用“民营”绕过“私营”,打了个“擦边球”,这也就变通为允许私营企业注册、发展了。第四,这项改革措施给高新科技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深圳的华为公司就是当时最早的一批六十多家“民间科技企业”。华为总裁任正非对我说:“要不是那时你推出这项改革,接着又提出鼓励科技企业发展的二十二条,也不会有今天的华为。”那时,搞股份制、上市公司,是我们求企业。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万科(000002,股吧)公司,原来是深圳特发集团属下的小企业,王石任经理,他对股份制改革很积极。万科要脱离原有的产权投资、行政隶属关系,以股份公司的身份与特发公司“平起平坐”,特发能同意吗？现代企业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管理方式与我们国企传统的一套不一样,很多人不理解。王石说曾找过我,想让我帮他快点解决问题,他当时还以为我不热心这项改革。他哪里知道,这项改革牵扯到方方面面,必须做公司领导层工作,还得疏通主管部门,协调好上上下下。
我们搞试点的6家市属国营企业,赛格的马福元是很支持股份制改革的,其他几家口头上听你的,背后却不太愿意推行。那时,大企业可以改造,小企业也可以试,新办的、新设立的企业也“参照本规定执行”（总则第二条）。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我们按照股份制组建了国内首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它一成立,就公开发行股票。后来,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也陆续改组为上市公司,发行了股票,在证券部的柜台交易。
推行这项改革阻力大哩,争论也很热烈。比如说,设不设“企业股”（即职工股,也就是现在的“员工持股”）？谁来代表？谁是持股人？如果设了“企业股”,给了企业一些支配权,会不会削弱了国有股？会不会瓦解了企业呢？诸如此类问题,争论不休。我认为有不同的认识、观点可以发表,可以争论,但争论归争论,改革试验要继续。从改革试验的实践中去总结、提高,又用来指导改革实践。
深圳率先申报建立证交所
我从香港回来后,马上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有人说容易与“资本主义”联系,就把资本市场改为证券市场刚搞股份制改革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搞证券股票市场。在建立股份制公司的一两年后,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发展,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才逐渐提出建立资本市场的问题。
1988年7月,我率团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证券市场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项。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我代表市政府致辞,欢迎英国金融界来深圳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等几家公司的股票还是柜台交易,交易量也大,但仅在柜台交易是不行的。
一回到香港,我就开始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建立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让企业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证券,请他们的老板宫崎勇来当顾问。我与宫崎勇从1980年中日经济知识交流起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也不方便,还是决定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冯永祥派邱小菲带几个人来,帮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件,帮我们起草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要有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登记公司,还要有证券交易所,还要对股民宣传教育等等;第二,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帮助起草深圳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第三,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
我从香港回来后,马上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有人对此不理解,便打电话来质问“为什么要搞资本市场”？后来有人说资本市场不好听,容易被人误解“资本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当时谈“资”色变嘛。那好,就把资本市场改为证券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搞的。
1989年9月8日,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及人行深圳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了《关于筹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报告》。11月15日,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成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由王健、禹国刚负责筹办,市投资管理公司提供20万元无息借款。当时条件很差,连个像样的办公地方都没有,租了国贸的几间仓库,当作筹建办公室。
筹备工作前后有一年多时间,筹建办主要做了这样一些工作。
第一,草拟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如《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规定》、《深圳市证券交易所章程》、《有价证券上市规划》、《证券商受托买卖有价证券规则》,以及集中交易市场口头唱报作业程序、集中市场上报作业程序、交易所营业细则40多个规章。
第二,结合我国实际,借鉴香港和国外的有关做法,证交所实行会员制,吸收本地和全国各地的券商（不吸收个人会员）为会员,确定105家证券商作为交易所的会员单位。市人民银行的罗显荣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
第三,加快软硬件建设。选购、安装、调试反映交易行情的大屏幕显示器、电脑及电讯网络系统。交易所当时选了友谊城和市信托投资大厦,后来因信托大厦面积小了,又搬到深业大厦。同时进行骨干、从业人员培训,先后办了两期培训班,对各证券商进入交易所从事集中交易的上市代表和结算人员进行培训。
先生“孩子”后领“结婚证”
上交所1990年12月15日正式开业,我们是12月1日试营业。1991年7月1日,建立深交所才批下来,7月9日补办了开业仪式这期间,时任上海市市长（应为副市长）的黄菊同志带队专门来我们这里考察、参观,把我们几乎全套的东西都拿去复制。没想到的是,我们先申报建立证券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没批;后来上海申报上去,就批下来。知道这个信息后,我们都很着急。
到了1990年11月22日,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就带着郑良玉、张鸿义几个市领导以及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来到证券交易所观摩。在现场第一次看到黄马褂、计算机自动撮合交易系统,大家很兴奋。筹备组负责人王健、禹国刚告诉我,准备工作早做好了。我问为什么不开业？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批不批你们不要管,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业,先试业嘛。王喜义对我说:“证券交易所开业这么大的事,没有上边批文是不踏实的。”我对他说:“总行的批文没下来,就由你们市人行分行下批文。”这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没有得到上级批文只有人行深圳分行批文的情形下,选定日子12月1日试营业。我们说的是集中交易,是“试业”,没用“正式开业”这个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12月15日正式开业的,我们是12月1日试营业的,也没搞仪式。可以说,深圳的证券市场是先生出“孩子”后领“结婚证”的。
到第二年,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才批下来,是1991年7月1日批下来的,7月9日补办了开业仪式。在开业典礼上,我致词讲话,我很高兴地说:“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股价指数,有了自己的证券交易所,有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政策法规,有了一批比较有经验和责任心的证券交易管理人员,以及一批已经上市和即将上市的股份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业,是我市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企业股份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是我市在经济、金融活动中逐步走向按国际惯例'打篮球’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特区发展的新转折点、新起点。”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对股市的异议很多,我们对股市的前途也没有什么把握。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方讲话,他讲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允许我们试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暴涨暴跌中探索新的制度
借鉴国外经验,首次实行股市的涨落停牌制度。开征印花税和手续费,首次通过税费调控股市
深圳证券市场的最大困难出现在1990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股票暴涨暴跌,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最高炒到每股132元。市场控制不住了,差一点就被关掉了。所以说,上海证交所成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否则我们孤军奋战,有可能在1991年就被关掉了。
当时,一场铺天盖地的股市狂潮席卷而来了。从4月开始,“老五股”深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的股价全面猛涨。到11月中旬,平均上涨了10倍以上。有什么理由如此暴涨？你看深发展的两次分红派息:第一次每股分红7元,每两股送一个红股;第二次每股10元面值除分红10元外,还每两股送一个红股。上市公司业绩好,买的股票两年内就收回本金,而股权却又增加了一倍。投资收益高,引发股市狂热。股市狂热又进一步推动黑市交易的风起云涌,那时黑市交易惊人。证券公司门前从事黑市交易的人少则几百,多则数千,而黑市交易的成交额一般要高过场内交易的1至2倍。那时,金田股面值10元,却涨到了360元,原野股涨到了280元。这种狂热,引发了一些公司和企业“趁火打劫”,目无法纪、擅自发行股票、集资券,甚至“收据”之类的集资工具也用上,私自招股集资,欺骗股民。股市狂热使股民失去了理性。
对此,市委市政府从维护股市健康发展和保护股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加强管理,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
1.借鉴国外经验,首次实行股市的涨落停牌制度。1990年2月29日,由市人行发出公告,规定股票当日交易价“不得高于或低于上一个营业日收市价的10%”。6月18日,又将涨跌限价在“±5%”。6月26日又调整上涨不超过1%,下跌幅度仍维持5%.2.市政府发布“5·28”公告,坚决取缔场外非法交易活动。规定证券买卖、登记过户、派发红利股息,凭身份证和法人证件到批准的证券机构办理;一切有价证券的买卖必须在证券机构内挂牌进行。还抽派工商、监察、公安等人员到场外交易现场打击非法交易。
3.开征印花税和手续费。1990年7月11日市政府公布,规定按转让股票价金额征收卖方6‰印花税,对个人股息收入超过国家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部分,按10%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6月7日,买卖双方一律按成交金额收取5‰手续费。这是我国首次通过税费调控股市。
4.加强管理股票证券的发行和上市。1990年9月15日和10月4日,市政府分别颁发了《关于严格禁止擅自以股票、证券形式集资的通告》、《加强对股票发行公司管理的措施》,明确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在内部或社会上以股票、债券及其他方式进行集资活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行和转让的股票、债券及其收据,均不得进入流通领域非法买卖”,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税务、外汇、工商行政等方面的全面监督管理”。
5.加强股市的廉政建设。1990年10月26日,市政府做出规定:发行新股和扩股,党政机关干部、证券管理及从业人员都不得进行买卖。
6.运用舆论工具,宣传增强风险意识。从1990年11月15日开始,《深圳特区报》在每天的股市行情下面,醒目地加了“政府忠告市民,股票投资风险自担,入市抉择务必慎重”的警示语,对股市的入市风险进行宣传、警示。
这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对深圳股市、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初期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港报传说我买股赚了450万
***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言你有多少多少股票。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和郑良玉、秦文俊、警备区政委几个人没有买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1989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发行时,很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被认购不到一半,万科股票也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当时他们到机关推销,深发展20元一股。金田、万科股票也卖不出去,就到蛇口摆地摊,就像现在卖彩票一样。我那时的工资只有300元,当时谣言漫天飞,香港的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又说我是“四大家族”之一,搞得我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凑了4000元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言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市人民银行,要王喜义把买了发展银行原始股的处长以上名单开出来。一看名单,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和郑良玉、秦文俊、警备区政委几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一条。后来,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能买股票。这个规定现在看来是不合理的。这个文件送给郑良玉签发时,他把要退股票的规定划掉了。他认为,当时党政干部买股票是为了支持改革,是响应号召,买的股票,有的转让了,有的部分转让,你怎么搞得清？我就劝他说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关键是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些因素导致交易所被关掉。他最后签了字,发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