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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轨道上爬行，它常常意识不到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弯曲的。”中国股市20年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这样一条充满荆棘、充满曲折也充满波动的路。如果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中国股市就是驾着破船下海，它在两种经济体制的交替过程中蹒跚起步，在新与旧的较量中艰难前行。20年，我们从一个资本穷国变成了一个资本大国，并且正在从资本大国走向资本强国。虽然这个过程会更加艰难也更加复杂，但随着整个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和资源配置功能终究会转到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上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无论如何也不能阻挡的客观规律。
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迷茫的状态中起步的，这就注定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必然充满曲折、坎坷甚至磨难。
中国的股票市场起步于1990年年底，那时，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还属于禁区，股票市场在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的政治风波的背景下破茧而出，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扭曲和变形，甚至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发生冲突。20年来，中国股市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与旧机制的束缚和羁绊，但确实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和比较突出的进展。
——我们在旧的经济体制的荒漠上建立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中国的股市已经形成了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和主板市场、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B股市场并存与协调的格局，从中央到地方、从一线到二线的市场监管格局也已经基本形成。到10月14日，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已经达到2155家，股票总市值已经达到252470亿元；沪深两市的有效账户已经达到12947.32万户，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一大批机构投资者也正在培育和发展中。
——我们在一个完全没有资本观念的国度培育了整个社会的金融意识，这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已经在整个社会大为普及，投资者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最主要支撑与最稳定力量。股票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同时存在使得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和套期保值功能初步形成，市场与社会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认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与深化。
——我们已经有了“国九条”这一发展股份经济的纲领性文献，并且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股权分置改革。如果说，股权分置的形成为中国的股票市场取得了生存权的话，那么，股权分置改革就为中国的股票市场取得了发展权，使得中国的股票市场在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完善整个市场的运行机制上迈进了一大步，并且为中国股市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客观和必要的体制基础。
20年的中国股市经历了多次的大起大落，我们的市场也有相当多的不完善与不健康之处，但中国股市作为市场经济大厦的基石，已经使现代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具有了完全不可逆转的功能，这是中国股市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最重大贡献。
中国的股市制度仍很不完善，股市发展仍没有提升为国家战略，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还很不健全，市场的“三公原则”也远没有落到实处。
中国股市的巨大成就谁也不能抹杀，中国股市的重大缺陷谁也无法掩盖。20年来，中国股市始终也没有能够摆脱行政控制而成为真正的市场，市场在运行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制度走偏与发展走偏。
中国股市的第一重缺陷来源于国家战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国九条”这一发展股市的纲领性文件，但文件的内容与实质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或者被利用，或者被边缘化，这是20年来中国股市的最大悲剧。股市始终也没有摆脱“圈钱”的阴影，为国企服务与为保增长服务经常被提升为股市运行与发展的主导战略，甚至成为发展股市的第一要务。
中国股市的第二重缺陷来源于制度走偏。股权分置与行政化发行是中国股市的两大历史“原罪”。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这一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并没有真正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有三个方面的基本任务：一是变模糊的产权为明晰的产权，二是变集中的产权为分散的产权，三是变呆滞的产权为流动的产权。对民营经济来说，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这三个方面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对于在市场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国企来说，这三个方面的任务都还远没有实现。国有股的最终所有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处于模糊状态；国有股的规模与数量过于庞大，使得这部分股票再次被凝固化，甚至处于基本不能变现的状况。这样，国有股的退出机制就可能成为又一个无解的难题，除非以后在牛市中被当做打压市场的筹码，否则国有股的变现问题就很难得到求解。至于行政化发行问题，不但看不到解决的迹象，甚至还有强化的趋势，这就使中国股市的行政化色彩很难消除，市场的自身运行规律也很难形成。
中国股市的第三重缺陷来源于股市政策。20年来，政策市一直是中国股市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特征。近年来，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变化，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征也在不断强化。市场与投资者惟政策的马首是瞻，政策的突然性与巨额游资的叠加作用使得市场时而狂涨时而暴跌，狂涨有井喷之观，暴跌如瀑布飞泻。再加上我们的股市政策在总体上是消极的股市政策而不是积极的股市政策，是危机型的股市政策而不是发展型的股市政策，是过度“圈钱”的股市政策而不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股市政策，这就使股市所本应具有的功能与作用大大削弱，股市在运行与发展中越来越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庸而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场所。
中国股市的第四重缺陷来源于监管理念。行政的力量太强，市场的机制太弱，信息的披露太灰，监管的取向太乱——这些因素的复合作用就是投资者的利益缺乏应有的保护机制，“三公”原则在实践中不断地遭到扭曲和挑战。20年来。参与市场的投资者平均每户亏损4万元，股市的财富效应在政策市与“圈钱”的核心与宗旨下很少能够得到体现。
中国股市的制度变革还远没有完成，制度还不能有效地矫正市场走偏，市场也无法矫正这种走偏的制度。
毋庸讳言，中国股市还远没有成为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必须是市场化的市场，必须是信息高度透明的市场，必须是投资者信任的市场，必须是价格相对公平的市场，而在中国股市，这些要求和条件都还远没有具备。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但大股东忽视甚至漠视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虽然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甚至可以说是较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但中国股市的制度扭曲问题还远没有真正解决；虽然我们在培育机构投资者和信息披露方面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但机构投资者还远没有成为市场发展的中坚力量，内幕交易仍然泛滥成灾，博傻机制仍然是市场运行的主导机制。因此，对于中国股市来说，20年也仅仅是个起点，中国股市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创新仍然是任重道远。
制度创新的第一重任务是国家战略的调整。现代市场经济运行都以股市作为资金流动的主渠道和资源配置的主机制，但在中国，资金流动的主渠道和资源配置的主机制仍然是商业银行。政府通过人事任命与政策管理就控制了银行运行的主要过程，进而把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纳入了行政系统与行政系列之中。近年来，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不断上升，已经超过股市总市值的四倍多，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强化，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趋势很不适应。股市发展必须提升为国家战略，并且把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功能逐步转移给股市运行，不如此，国家对整个金融的垄断局面就很难打破，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与资源配置机制就很难真正建立起来。
制度创新的第二重任务是监管主体的归位。在这方面，核心的一点是要挤缩行政功能，放大市场功能，该个人管的事情个人管，该企业管的事情企业管，该市场管的事情市场管，只有个人、企业和市场都管不了的事情才应由政府管。上市公司的决定权与融资权必须尽快下放到交易所，以彻底改变监管主体的错位与监管机制的缺失问题。中国证监会应该由门庭若市转变为门可罗雀，从而一举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证监会与交易所的功能定位问题；二是证券交易所的运行机制问题；三是监管部门的行政权力过大和寻租空间过大问题。证券发行应尽快向注册制过渡，以真正解决中国股市长时期存在的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称问题。
制度创新的第三重任务是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信息的透明与公平是实现市场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信息披露的严格监管，市场的“三公”原则就很难落到实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监管目标也就会悬在空中。市场的发行制度、市场的分配制度、市场的融资制度都要围绕保护投资者利益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的目标来进行。没有上市公司的强制性分红制度、没有对市场弄虚作假行为的严厉惩治制度、没有健全的民事诉讼与团体诉讼制度，没有整个社会对市场与企业的严格监督制度，投资者的利益和权益就很难真正得到保护，市场就仍然会无缘地流血，股民就仍然会无故地流泪，财富就仍然会无谓地流失，股市也就很难真正走上健康与正常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