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李康：股票是个好东西

　　如今，李康的头衔是湘财证券公司副总裁、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顶着正统金融机构高层的光环，二零零零年起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不过，李康最愿意回忆的，还是当年在深圳，作财经记者为新闻理想而冲动的年代。

　　李康：股票是个好东西

　　《机构投资》 张瑜华 常银玲 报道

　　李康，从曾经“刀无虚发”的财经记者，到现今的券商首席经济学家，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始终无法沉默，见证并且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进程。

　　二十年过去了，李康始终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参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并由衷地说：“股票是个好东西。”

　　硕士论文引惊诧

　　李康还未出道就卓尔不凡。

　　1991年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海市场上有八只股票，深圳仅有六只股票，是标准的袖珍市场。

　　当时李康是上海交大研究生院的学生，苦于毕业论文毫无特色的他，在图书馆钻研1990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马科威茨与夏普的组合风险CAPM模型，逐渐产生了将该模型运用到中国证券市场的想法，并且擅改了老师布置的论文课题。

　　论文创作过程非常辛苦。论证过程要借助计算机，只懂Basic、Cobol等语言的李康，只能边请教边学习边摸索边设计，耗费了两个多月设计出一套测算程序。

　　一开始，李康选择了深圳六只股票进入程序加以推算，结论令人吃惊，这个世界证券市场上也是中国证券市场上最微型的市场——深圳市场的六只股票的市场走势，居然严格按照组合分析的模型运行。以数学运算推算，在理论上选择合适的风险或投资组合，其系统风险将趋于零。

　　李康既惊喜又意外，又花了9个月时间，对此展开了详细的分析论证。

　　在答辩时，李康的硕士论文被一致公认为上海交大第一篇对证券进行系统分析的文章。1992年，《文汇报》对李康进行了采访，并在报纸上对他的论文进行了评论。

　　对一篇硕士论文在媒介进行公开评论，这在当时绝无仅有。

　　跨出大学校门后，李康到深圳谋职，第一份工作是《投资者》杂志的编辑记者。

　　当上海股市取消涨跌停板时，李康发现，根据方差分析，其市场股价波动在有涨停板限制与无涨停板限制时，都符合一定的曲线规律，因此决定将其作为“组合证券投资分析”方法加以论证。

　　此时，在上海，研究深圳市场股票的人基本没有；在深圳，对上海市场股票的研究也无人问津。因此，对于两地市场股票的联动效应加以系统研究的，李康成为第一个。

　　“小李飞刀”的新闻理想

　　李康曾被戏称为“小李飞刀”，“刀无虚发”。

　　在股市即为消息市的1992年，证券类报纸很值钱。深圳市人民银行创办的《金融早报》，4个版面，报价从2角卖到了5元，甚至还有人高价收买印刷厂工人，以便早一点看到第二天即将出刊的消息。

　　财经记者，呼风唤雨。《深圳特区报》的几篇文章，就能在顷刻之间将股市拉上拉下。慢慢地，中国证券市场有了技术分析，股评人士受到顶礼膜拜。

　　直觉告诉李康，技术分析是用过去推断未来，肯定有问题。而当时无人关注的基本面分析，实际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个人做分析研究，唯一行之有效的就是公司分析，而对公司的分析中最重要的是对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于是，《投资者》开办了财务报表点评的栏目，李康用一支笔，直点上市公司财务要害，而且全是当时市场上很红的公司，一时间，市场哗然。这也无意中让李康成为国内用财务报表分析上市公司的第一人。

　　在被点评的上市公司中，动静闹得最大的要数深中华了。该公司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是三方合资企业，是深圳市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仅有的两家企业之一，还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十佳合资企业。

　　但实际上，深中华存在诸多问题，行业本身的担忧、公司存货过多，尤其是公司信息披露存在严重问题。当时其三大股东之一的美方企业已经宣布破产，但深中华在长达7个月时间内未披露。

　　素来直言无忌的李康，无法沉默。《中华自行车，你往哪里去？》一文发表后，该公司与港方股东矛盾爆发，由此导致深中华B股暴跌。

　　深中华领导为此不服，认为自成立以来还没有人说过公司的坏话，扬言要《投资者》公开道歉。就在后者做好打官司的充分准备后，深中华却偃旗息鼓了。

　　由于直面挑战上市公司，杂志社和李康本人压力都很大，点评了五家企业后就此停笔，改为考察股东大会。李康称，那时的股东大会可是千奇百态。

　　他还记得，有家公司领导在股东大会上自称是儿子。说募集的资金是股东父亲给儿子的钱，父亲给儿子钱天经地义，儿子花了就花了，不应该问钱花哪儿了。现在看来这是趣闻，当时确实很普遍。

　　终结零董事、零监事

　　1992年底，李康从深圳回到了上海，在机关做事，却发现机关清闲非自己所追求。因此，经常潜伏在一些报刊上，写些上市公司的评论，一时倒也惬意。

　　1993年春节前夕，受《上市公司》编辑部主任贺宛男的委托，为该杂志撰稿。

　　李康说，当时各公司年报五花八门，相比之下，深圳上市公司的年报信息更加详尽，而上海公司年报无格式限制，常常寥寥数语，能隐瞒则隐瞒。

　　春节回家，无聊之际，李康翻看一家上海公司的年报，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什么财务问题，但并非真的是其规范，而是所给的信息实在简单零星。此时，他发现该公司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都不持有自己公司的股票。

　　于是收集大量年报和资料，发现很多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原都持有公司大量股票，但是公司一上市他们就抛售一空，以此获利。

　　这种现象在当时并非个案，但如此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的现象，却没有人管。

　　李康又无法沉默了，在《上市公司》上拿这件事给大家敲警钟。

　　文章发表后，深交所与《人民日报》联合发表了有关“零董事、零监事”专题，市场震动很大。《上市公司》亦展开详细报道，将这些零董事、零监事的公司一一曝光。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还采访了贺宛男，引起了管理层的极度重视。证监会由此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等在任职期间不许抛售已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亲历国内首例收购案

　　1993年9月30日，深交所第六只挂牌交易的宝安，与上海“老八股”之一的延中，开战。

　　已经离开媒体的李康，抑制不住揭开真相的冲动，受《南方证券报》、《中华工商时报》委托，以两家报纸的特约记者身份，对这起国内首例收购兼并案，做了国内第一次篇全景式的报道，其报道之全面、详细，无人能及，也成为后来众多报道抄袭的对象。

　　1993年10月6日，延中在延安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延中董事长六神无主，在发言中屡屡出错，其公司内部混乱状况可见一斑。李康实在无法忍耐，冲口而出问延中有无反收购。

　　延中的回避引发在场记者的无限遐想，以自己的理解传播延中反收购的消息。顷刻，延中的股票由15元冲到了20元。尽管李康感觉延中并没有具体的反收购措施，但市场已经疯狂，次日在70多只股票全线下跌的同时，延中却直冲40元，带动成交量大幅上升。指数随之出现突然性巨幅震荡，930点昙花一现。

　　下午，延中更是冲到了42.2元点的历史高位，并带动其他五只股票脱离大部队上扬。市场上则谣言纷传，终于一批批神秘的延中抛盘接踵而出，收盘时延中跌到了34.61元。3000万股延中，破天荒地成交4157.64万股，换手率高达138.6%，创造了证券史上一大奇观。

　　当日即10月7日晚，李康通过关系，专程到延中公司，与其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三位管理者仍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认为“被欺负到头上了”，并坦言并没有具体的反收购措施。

　　上海为延中遭收购一事的应对召开了数次会议。后来，上海某主管部门出面组织谈判，号称拿出来一个绝密条约，但条约原文没有让任何外人过目。

　　李康从某一途径闻知该绝密条约的具体条文，想让中小投资者也能及时、公平地得到相关信息，几经周折终于在《南方证券报》创刊号的头版登出。一时间，宝安的老总接到了无数电话，许多偏激的股东竟称该条约为“南京条约”。

　　10月18日，李康与《深圳商报》上海记者站站长楼乘震合写的《“宝延事件”实录》，结合有关采访的照片，刊登在《中华工商时报》上，成为国内第一次全景式的报道宝延风波事件的文章。

　　宝安与延中的大战，使得延中在中国股市上创造了个股交易量之最、个股换手率之最、个股日涨跌幅之最、日成交总量之最，从此收购兼并真正进入了中国证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