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约翰·邓普顿爵士还活着，那么现在A股肯定是他最好的狩猎场。以银行、地产为代表的周期性板块，市盈率已经远远低于过去3年以来的估值中枢，因为投资者普遍预期中国经济还将下滑，这些板块根本没戏。但作为全球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约翰·邓普顿在他70年的投资生涯中，靠的就是投资低价股。也正因如此，他被誉为“低价股猎手”，和乔治·索罗斯、彼得·林奇等投资家并列为全球顶尖基金经理。
在炮声隆隆中买入 “牛市在悲观中诞生，在怀疑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死亡。”这句投资大众耳熟能详的格言正是约翰·邓普顿在1994年所说，那时他已经进入股票市场57年之久了。1937年，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最低迷的那年，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Templeton，Dobbrow & Vance，因为那时候他就明白股票和公司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股票价格表现可以和该公司价值相差很远，正是这种观察让他在1937年踏入了投资顾问这个行业。
1939年，36岁的邓普顿依靠借来的1万美元买入了104家公司的各100股股票，几年以后，其中100家公司上涨，只有4家公司失败，这为邓普顿掘得了第一桶金。这个桥段在投资界经典流传，但是实际上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因为华尔街充斥着功利和各种交易噪音。而邓普顿住在远离喧嚣的巴哈马首都拿骚，他母亲维拉又遗传给了他强烈的进取心和自由意志，所以即使股市“失火”，别人都在慌不择路，他也总能镇定自若地从前门进去，拾捡别人丢弃的辎重。约翰曾经说道，“人们总是问我，前景最好的地方在哪里？但其实这个问题错了，你应该问前景最悲观的地方在哪里？”
邓普顿总是像一只狡猾的狐狸，能够察觉并利用市场的竭斯底里，从中谋取利益，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经济起飞之际伺机买入，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1998年买入位于旧金山的马修斯韩国共同基金（该基金是当时专门针对韩国市场的惟一开放式美国共同基金），都是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成功投资，而两笔投资的背景都是当时两国股市身处极度低迷状态。和吉姆·罗杰斯一样，邓普顿年轻时在旅行经费少的可怜情况下也曾经游历世界，他横跨欧洲，途径中东，之后进入亚洲，在日本、中国和印度都有过停留，所以他的投资眼光无疆界。1954年，他发起了邓普顿成长基金，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便宜货，日本股市便是他的目标之一。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股票的市盈率极低，东证指数市盈率约在10倍刚出头，就跟现在A股的上证指数差不多，但日本公司的增长率极高，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大约是美国GDP增速的2.5倍。而且重要的是，约翰在日本人身上亲眼看到了勤奋、节俭以及专心发展工业的可贵品质，使得这个小国正从价值链条上的小商品生产者一端上升到更高级的技术性工业机械生产者一端。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找了一位会讲英语的日本经纪人，将私人积蓄投资到了日本股市，因为当时日本实行资本管制，国外的钱进得来、出不去，所以刚开始约翰只愿意把自己的钱置于这种风险之中。在随后30年，日本经济实力越来越被全球投资者所了解，而国内资本管制逐渐放开，东证指数市盈率也水涨船高，1987年达到了67.2倍，指数增幅为36倍，而此时那些日本股票早已变成了有毒故事股，不过，邓普顿却早在70年代就撤离了日本。
邓普顿基金是在韩国沦入经济困境不得不向“最后贷款人”IMF求助之后买入马修斯韩国共同基金的，这笔投资在短短两年内就带来了267%的回报。邓普顿认为前景越黯淡，回报越丰厚。在上世纪70～80年代投资美国时候，他观察到1979年道琼斯指数6.8倍的市盈率在平均市盈率较低的10年中也算最低的年份，从市场角度而言，跌破每股净资产和低于重置成本都使得美股具备了明显的吸引力，而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是出现了大量的并购现象，这些竞争者支付的并购价值还比股价溢价了50%~100%，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愿意自掏腰包进行股份回购，这些线索使得邓普顿坚信——与公司内在价值相比，股票价格正处于极低的水平。
乐观的低价股猎手 当前A股整体境况与此有点相似，钢铁、航运等板块多数个股跌破净资产，大股东增持也蔚然成风，但市场估值中枢却继续下移。在A股人均亏损3万元的恐慌气氛中，投资者夺路而逃，只有“迷你”的创业股还在勉强地维持着结构性牛市。或许这在邓普顿眼中，A股市场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就像他1982年在一档名为“华尔街一周”的电视节目中所言，在通货膨胀、失业率、高利率以及美国经济衰退中，别人看到了空空的半个杯子，而他看到的却是已经装满了半杯水，他坚信股票市场不会死亡，相反即将浴火重生，并乐观放言股指在未来10年内将上涨3倍，虽然当时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但是随后的9年，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当然，美股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照搬到A股来，上述那个故事背后的逻辑是，邓普顿假设上市公司利润以7%的长期平均增长率增长，通货膨胀率维持在6%~7%的水平，那么总利润就会每年增加约14%。如果这14%的增长率持续，则下一个5年股票价值就会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一番。这种预测是基于基本面的假设，而非华尔街股票经纪人所提供的能够满足投资者想象力的高明故事。事实上，作为低价股猎手，邓普顿能够很清楚地估算出股票价格是否已经远远低于他心目中公司的价值——这是惟一的指示灯。而且他天生乐观，相信“从长远而言，股市始终是会回升的”。
邓普顿既非典型的价值投资者买入成熟但增长缓慢的企业，也非倾向于新兴公司的成长型投资者，“要购买物有所值的东西，而不是市场趋向或者经济前景。”在后人总结的邓普顿15条投资军规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标是以远低于上市公司真正价值的价格买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淘便宜货，如果买的东西增长潜力有限，没关系；如果买的东西未来高增长，那就更好。对于淘便宜货，他有很多办法，比如用市盈率指标、市净率指标、重置成本、PEG指标……后来者温莎基金的约翰·聂夫更偏重市盈率指标，而邓普顿相对聂夫更为灵活，他也会考虑到增长的因素，毕竟低市盈率个股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陷阱。
这点在他购买日本伊藤洋华堂上可以观察到，这是一家大型超市连锁公司，当时市盈率是10倍，由于当时的日本正在向发达的工业国家迈进时期，该股票的收益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据此，邓普顿推测这似乎是一只理想的低价股，这是他把伊藤洋华堂与另一个著名大型商场股西夫韦(英国的四大零售业巨头之一)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以PEG来计算，伊藤洋华堂的PEG为市盈率（10）/估算的增长率（30）=0.3，而西夫韦的PEG则为0.5，明显是前者更胜一筹，尽管当时伊藤洋华堂的市盈率（10倍）高于西夫韦（8倍），但是通过比较，邓普顿还是选择了买入伊藤洋华堂。事后证明，其买入的伊藤洋华堂最终成为了日本最大、世界第五大的零售企业，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131位。
在邓普顿看来，淘便宜货背后的核心逻辑并不是做一个坚定的逆向投资者，而是做一个明智的冷门股猎手。而且他还认为不要爱上自己的股票组合，“没有什么投资是永远的，要对预期的改变作出适当的反应，不能买了只股票便永远放在那里，美其名为长线投资”。2008年，我国的部分价值投资者就因为信奉了”Buy And Hold”在牛市狂飙之时未能全身而退而输得净光。
不一样的价值投资 跟我们眼中传统的价值投资者不同的，还有邓普顿推崇分散化投资，即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无论你有多聪明，也不能预计或者控制未来。而巴菲特等投资大师则讲究集中持股，这可能是源于对所持组合超级强大的心理壁垒。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利用市场先生的错误定价进行投资，不过其中一些细节有所不同。
在价值投资者看来，A、B两家公司肯定是买基本面较好者，但邓普顿却反其道而行之，买那个最糟糕但预期改善较大者。在邓普顿早期的投资中就有这么一例：1939年美国经济在战争状态下繁荣之时，股市却因为欧洲战事而下跌了46%，股市对于铁路公司的定价与邓普顿预测的公司未来价值之间出现了极端错位。邓普顿在这种情况下买入了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这是一家破了产的公司，优先股的交易价格从1美元跌到了1/8美元。但这并非惟一一家受益于战争引发经济复苏的公司，也并非业绩最糟糕的公司，事实上，当时的福诺克-西方铁路公司50年从未亏损过，但邓普顿惟独看上了密苏里公司，因为战争期间山姆大叔会对经营良好的公司按高税率征税，所以福诺克公司从战时经济所获得的的收益远远小于密苏里这种被边缘化的铁路公司。
这就是投资决策过程中有灵活的弹性。事实证明邓普顿是对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最高涨幅为3900%，远超过了福诺克-西方铁路公司。更令人称奇的是，邓普顿购买这只股票时，美国还没有加入战争，针对经营良好公司开征的超额收益税还没有出台。而能够提前做出这一决策，在于邓普顿熟读历史，美国政府过去就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战时税收政策，所以他很清楚这种风险的存在。
4年之后，约翰卖出了所有的组合，因为包括密苏里铁路等这些公司股价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而且一旦战争刺激烟消云散，则1939年所购买的这104家公司将重新沦为平庸者。今日历史还在重复，A股创业板股价已经脱离基本面裸奔许久，仍然高高在上，如果约翰在2008年没有离开，他会拿出勇气卖空。低价股猎手所做的是，面对泡沫敢于卖空，面对机会，积极围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