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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朱镕基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中心主任
中国股市在2050点一带艰难徘徊，看到种种奇怪荒唐的政策迭出，深思感慨良久，不由得又想起了在中国经济改革、转轨的重要时期，从上海市长到副总理到总理，连续领导、掌控中国经济13年之久的朱镕基——真乃一代明相啊！古语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再将下文充实发表，希望引起有关领导部门重视、关注，如能这样,则是国之大幸矣！
一、朱镕基在上海最困难时来当市长
上海是今日“北、上、广、深”中管得最好的大城市。但1987年底他来前夕，上海却很苦。人们说：“上海现在是三十年代的马路，五十年代的公共车，八十年代的人口”。坐公交车的人挤进挤出，售票员只能先下车把人推进去把门推上，再用个小椅梯从窗口往里爬。（刚毕业从北京来上海的我当时竟然看呆了。）
最痛心的是1987年底有一天，黄浦江陆家嘴轮渡在漫天大雾中暂时关了3～4个小时；后日出雾散开门，因怕迟到要扣奖金，人潮蜂涌而入，人挤人，人踩人，最后踩死了11人，重伤30人。成为上海当代史上一大悲剧。当时，中国经济学家们立即发现了问题：占全国上交利税六分之一、经济增速第一、工业总产值第一、中央一有困难就来要钱的上海实在太累了；基础设施、城市交通、城市建设欠债太多了。祸不单行，1988年元旦到春节期间，上海人因喜吃毛蚶而发生35万人甲型肝炎大流行。当时我也买了很多新鲜毛蚶来煮，幸而来访复旦同学很多，被他们制止：“谢老师，万万吃不得啊！报上登了几十万人拉肚子啦！（当时还不知是肝炎。）”我于是硬是煮熟了一小时后再吃，肝炎病毒就怕开水煮，结果幸而未得肝炎。为此，上海经济损失一百多亿元，一时人人自危。幸而被市里强有力的措施硬控制住了。
中央高度重视生了病的上海，派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来上海调研。他拍了板，上海累了，一定要休生养息。从1988年起，连续三年，上海每年上交税收减少50亿，留下来搞搞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这150亿是伴着朱镕基一起来的，可算是中央对上海人民的一份心意。
当然，中央抢救上海的最重要举措是派能力极强的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来上海当市长。他在这三年，对这个中国最富饶的长江流域的龙头大都市，对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金融中心大城市——上海作出了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重大贡献。他深受上海人民的好评与称赞。使上海人民看到了当代的好官，宛如古代之诸葛亮，之魏征，之张居正，……这样的丞相身影。
二、当过“右派”的朱镕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在当年的上海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市长候选人的朱镕基向大家讲了自己从小是个孤儿，清华大学毕业，1957年“反右”斗争时被错划为“右派”，他说今后要以“不怕得罪人”的真诚与直率性格，把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朱镕基的亮相立刻赢得了一千多万上海人民的好感。——中国这个苦了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泱泱大国，就需要朱镕基这种来自民间、吃过苦头、受过“冤屈”的明白人来领导、来治理。当过“右派”，反而成了朱镕基被上海人信任、好感的重要因素。
朱镕基上任后，立即把反腐清廉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说：“要把眼睛紧紧盯住208个局级干部”；“严禁收礼受贿。”一次会议上，给代表们发了两支“男女对笔”作纪念品，朱很生气，立即令他们交回来，吓得这些局级干部出席任何会议都不敢收礼，比普通干部还小心，还廉洁。上海干部很怕朱，说来了个“老八路市长”。上海市民则拍手称快，给朱市长的群众来信如潮如涌，他每天都必读三封重要的来信，并有批示与回复。我给他写的几封信，每次多有批示。
三、关心民生、关心菜篮子、关心住房问题
一个好的领导、好的高官、好的地方官、好的中央领导乃至“宰相”——总理，最最重要的是要想着老百姓，想着人民，想着民生！
朱一到上海，就抓“菜篮子”工程。当时，我们复旦大学搞经济的青年教师对此都没有信心。1988年正好在搞价格改革，放开菜价啊！管得住吗？朱镕基完全不懂农业，能管住吗？
谁知竟被管住了。
他把市郊18个县区的领导召来，号召郊区大力种小青菜（上海人最喜欢吃的主菜）。然后，令各县区乡镇企业减免上交市政府的税收，减免的税金全部补贴种菜的菜农。这样，小青菜越种越多，多到了卖不掉的程度；主菜价格降下来了，其他价高的菜也就涨无可涨。则花菜、茭白、竹笋等高价菜也纷纷跌价。上海菜市就十分便宜且稳定。
朱镕基去北京开会专门去了菜市场。他绕市场一转，竟高兴地对手下说：好！上海的菜价比北京的便宜，上海的投资环境更好！
朱还很关心上海市内交通、住房改革、煤气供应、环境治理、学生入学等，这些均是老百姓最关心、最操心的切身利益之大事。
他鼓励杨国平等企业家创办了“大众出租公司”，一下子增加500辆桑塔纳轿车，“扬手即停，绝不拒客，绝不绕路”。后来，上海大众、强生出租车公司等一举打败了黑心的个体户宰客车，市民很感痛快。上海出租车服务之好，延续至今，从来不敢拒客。
朱还很关心上海居民的住房问题，搞了个极温和的住房制度改革——即“建立公积金，逐步提房租，配房买债券，买房给优惠，建立房委会。”
由于当时没有商品房市场，因此，当时的做法是非常小心翼翼地，他怕伤及上海人民。
我给朱市长写信，称：上海的房改方案是我见到的各地方案中最温和的了，应该大胆地实施。他立即将此信批给了各副书记、各副市长及有关部门。
朱还坚决地扩大开放力度，把阳奉阴违不肯与外资合作的厂长、总经理予以坚决撤职；他组织成立了“上海外国投资委员会”，把本来要盖126个章才可来沪投资改成“一个窗户，一个图章”。朱任上海市长第一年吸收外资同比增长71%，外商直接投资比上一年多2倍。外国人很激动。现在想想，朱的最大特点是心里想着人民，想着经济，想着国计民生，且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大刀阔斧，并建树颇丰。
四、在88年7月13日我的讲课中，朱反复问物价与股市
朱镕基曾于1988年7月13日下午邀我到上海市政府办公楼礼堂讲课，共3小时。他很客气，很热情，很少打断，鼓励我把两大经济热点问题——物价改革与企业改革讲透。他很少插话，对上海一些企业出现“59岁病”（即59岁的干部要退休了，就多吃多占甚至贪污受贿）详细问了情况。他对上海市加工工业产品涨价后原材料也有相当的涨价情况进行认真询问。他对于物价改革宜慢慢改的观点持相同态度说：你看过昨天的《世界经济导报》吗？第三版上李XX的文章和你的观点差不多，但没有你讲得这么透彻。（我当时很惊讶，他日理万机，极忙，怎么竟会看全国性的专业经济报。我觉得他视野、胸怀开阔，以后必有大成。）
他非常关心股份制改革，着重问了好些问题。他说：“发股票搞股份制，国有资产会流失吗？”我回答：“不会啊！一元资产可卖几元，十几元。”他说：“沈阳金杯为什么一元只卖0.80元？”我回答：“那是因为当时它还没上市。”他听了非常重视。
朱表面上十分严厉，嫉恶如仇，很是凌然不可侵犯，实质上是非常谦虚，非常好学。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但他也对经济理论及实务的学习非常执着、虚心。在讲课中，他始终盯住重点，时而发问，但从不打断我的讲课。
最后一小时，他有外事活动先走了，他让各部位领导们别走，说：“谢老师准备了三小时的课，你们再听下去。”但他一走，这些领导们立马放下笔和笔记本和我说笑起来。他们在朱市长面前都很怕他，是不停地记笔记的——哎！我心里叹了一口气，这就是英明领导与一般领导之区别啊！
五、朱大力支持上交所，关心股市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朱镕基冷静应对，理性处理，在上海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他明确表示，作为上海市长，他坚决保境安民，从未考虑让军队进城，比较理性地处理了学潮问题。
1989年8月，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乃至各省市历史上第一次。
朱是个对经济理论与实务学了就用的人。他为了解决当时外资大批撤走，国有企业又极缺资金的局面，向海内外表示：上海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停也不会停。他想到了股市，他坚定地支持并尽快筹备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989年12月3日，他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筹建上海证交所，他亲自加批了几百部电话给证交所。在这次会上，他为了防止极左人士的攻击，决定代表公有制的国家股法人股暂不上市，老百姓的公众股A股可马上上市。（这解决了当时的政治难题，防人责备把“国企公有制股”卖掉了；但却留下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股权分置”的难治之症。）
他大力支持上海证交所筹备，鼓励人们不要怕，大胆地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时任央行行长）负责。”1990年11月26日，上交所正式成立。朱镕基、汪道涵、黄菊（时任上海副市长）、刘鸿儒、龚浩成（时任央行上海分行长）都出席了开业仪式以示祝贺。从此，中国股市如浩浩荡荡之万里长江，开始了第一段行程。
朱总理日理万机，却非常关心与牵挂股市。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三台电脑，分别是上海、深圳、香港股市的即时交易行情。他有时还看美国华尔街股市到深夜。亚洲金融危机来势最凶恶的几天，他天天带着研究人员们通过电脑，在深夜观察华尔街股市。一位证监会副主席每天来电话，让我把上海市场情况的反映报上去，说朱十分关心、十分担心。他对股市的关心非常独特，涨高了，他要打压的。他很怕泡沫经济在股市出现，早期打压过多次。1996年12月***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还发了一篇社论：《关于目前股市的形势》，怒斥“垃圾股”鸡犬升天的情况。但股市跌低了，他又很着急，会全力抢救。即泡沫尽量不要有，而股市一定要活跃。有时他是组织各部委，组织报纸中央电视台一起救市。
记得1992年11月底，1994年7月底，1999年5月19日，他都全力组织国务院各部委、新华社、央行等拯救过股市。
1992年11月底，股市跌到392点。我的一封紧急反映信，通过新华社发“动态清样”被朱镕基等政治局领导看到了，他在临出国访问前专门给证监会、上交所领导打电话，要他们全力稳定股市，不能再跌了。于是全力救市在氮碱上市后开始了，在财政证券的带头下，股市从此直冲而上，达1500点。人们在1993年春节放鞭炮欢庆之。
1994年7月，股市竟跌到了325点，朱镕基接到上海市长黄菊的求援电话，以“三大政策”（半年不发新股，给信用好的券商融资等），在人民日报、央视的配合下，全力救市。半月后，股市上了1000点。朱对此充满信心，很高兴。
1999年5月19日，为应付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朱和温家宝到总理等全力救市，这就是著名的“5.19”行情。在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各种资金坚定地入市。股市呈30°斜角坚定向上，从1050点达1700多点。6月30日，朱对周正庆（主席）说，涨的太快了，控制一下。周立即大发新股。股市休息一阵后，于2001年达到2258点。作为金融市场的股市反过来，又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使中国的人民币币值稳定，坚定地不贬值，经济继续以9.5－12%速度高增长，并有力地支持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度过难关。
在他和管理层的指挥、救助下，中国股市出现过一波汹涌澎湃的牛市井喷行情。
朱也不是个固执的人。他为了解决“社保基金”不足之难题，曾命令以发行价在新股中减持国家股10%，从贵州茅台与烽火通风等开始。但市场畏之如虎，股市大跌了很长一段时间，朱发现后，命令立即停止此项改革，说：这个问题，只能由下一届领导班子的聪敏人来解决了。（后以“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在他领导下，中国股市变得很人格化了，他曾以开玩笑的口吻告诉人们中国股市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是“猪”市，即我这个“朱市”。
六、最厉害的是管住金融，放开实业；管好了货币，稳住了房价
朱镕基从上海市长，后去中央当副总理、总理；不愧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他对宏观经济、宏观管理非常谨慎，一直以“治大国如烹小鲜”态度对之，可以说，后来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程度。他深夜打的去大经济学家吴敬链老师家请教宏观经济问题。他管住了货币，治理了高达20%多的通涨，使经济真正软着陆。担任副总理，总理期间，人民币汇率曾一步到位大贬一次，且一直盯住美元，稳定在“1:8.28”一带整整10年，使中国出口出现了持续高增长。他小心地、坚定地、严厉地管住金融，决不让外企来中国上市；加入世贸组织时，他始终坚持这一底线，而全力放开实业，让外资大量来投资。
他令老百姓最欣慰的是：管住了货币，稳住了房价。在他管理中国经济13年中，中国各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基本没涨，一直平稳。直到他退休时，上海的房价都涨幅很小，比年CPI和年GDP低得多。
当时M2是12万亿啊！现在是110万亿啊！9倍多啦！哎，当官就要学朱镕基啊！——朱镕基就是当代的诸葛亮，当代的魏征，当代的张居正——真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朱镕基。
（本周股市：上证指数比上周上涨了17点，三涨两跌，处于等待之中。空方担心700个新股要上市，经济总体向下。多方怀疑证监会在拖延推迟新股发行上市的时间，好像是在让股市休养生息，谁也不知道这种休息还有多少时间。于是，就用部分资金炒个股、炒板块，故成交量始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