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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是一个风险高发的时期。在此背景下，中国会不会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
近日公布的4月份经济数据，并不出乎意料。数据显示，中国4月工业产出同比增幅从3月的5.6%小幅恢复至4月的5.9%。但增长恢复主要是由于中国晚于常年的农历春节扭曲效应消失，而不是潜在的经济改善。因此，经济整体疲软的格局并未因此改变。此后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
数据显现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4月份经济下行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从国际上看，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尚未恢复，受此持续影响，4月份出口继续下滑；从国内来看，产能过剩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38个月下跌，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滞后影响进一步显现。
但可以看到，在换挡的同时，经济结构分化日趋明显、运行质量在持续改善。结构分化更加明显，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剧烈阵痛，并由此引发相关风险。
一段时期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以煤炭、石油、钢铁、有色、化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比相对较大的地区，如东北三省、山西、河北等地。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投资数据也继续低迷。根据凯投宏观的计算，4月固定资产投资从一季度的13.5%同比放缓至9.4%。零售销售增长同时也放缓。
同时，中国商业银行上月新增7079亿人民币贷款，总体从3月的1.18万亿有所下降，尽管目前的疲软很大一部分仍旧集中于工业与房地产业。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指出，目前，民间投资并未真正从政府手中接过接力棒。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回升主要是与城镇化和政府主导高度相关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增速明显回升，而与工业化高度相关和非政府主导的制造业投资持续下滑，尤其是民间制造业投资积极性和意愿并不高，内生增长动能趋于减弱。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长25.6%，同比大幅提高。在过去三十几年中，基建投资增速比较高的年份往往都发生在换届年之后，投资的周期性和政府换届的周期性非常吻合。
房地产投资也在加速，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0.2%，比去年全年提高4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受制于产业平均利润率下滑和债务“去杠杆化”影响。制造业长期平均利润率下滑影响投资信心。1-3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7%，较上年同期下降6.1个百分点，民间制造业投资也出现较大回落。
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低迷的状况反映出当前经济内生增长乏力，这不仅仅是周期调整的问题，更反映出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
事实上，中国经济模式的弊端之一在于过度依赖投资，而无效投资在实体层面积累为过剩产能，而在金融层面则反映为债务问题。也正因此，中国第四大风险则是金融机构风险。
中国金融业或许是改革之中最滞后一块，利率等关键指标多数处于管制状态，导致官方利率低于市场水平，如此的双轨制加上预算软约束，使得信贷资源分配存在天然缺失。
首先使得银行巨额利润往往基于储户长期背负的“负利率”之上，而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合法化的金融体系中得到大部分资源，而贡献大量就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只能借道灰色途径，比如影子银行。
过去两年，海外投资者这往往最关注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其实中国银子银行就是银行系统的衍生而已，影子银行的风险恰恰正是金融机构的风险。
以银行业为例，过去银行利润和资产表现不错，比如今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2645亿元，同比增长12.7%，但是银行股一直以来反应却很平淡，这也隐含了对于未来坏账卷土重来的担忧。
根据中国银监会2014年三季度数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不良贷款率达到1.16%，较上季末上升0.09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47.15%。这一数据仍旧堪称理想，但是坏账问题在于并非银行风控做好就可以避免，如果客户端出现问题，银行也会深陷泥泞。
2012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执行经济和资产泡沫软着陆的政策，但是只能减缓经济下滑的速度，但知名经济学家如松认为，无论是经济还是房地产、股市，最后一定有一个加速下跌的过程，这个起点将在今年四季度，如果不用经济危机来表述，也可以用经济、房地产、股指加速下行来表达。
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下行、增加货币发行、降息预期，这一切都只有一个结果：人民币大幅贬值。
偏偏2015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美元升值预期强劲，这会进一步给人民币带来巨大贬值压力，加速中国热钱流入美国。就在2014年11月21日央行突然宣布降息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应声狂贬超过500点。从降息到年底的一个多月，人民币贬值超过2%。
虽然股市火爆，但股市里的外资却在逃走。人民币经过长时间的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以真实购买力计算，美元兑人民币应该在1：10以上。
2014年11月22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4个百分点至5.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75%。
2015年2月5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
2015年3月1日，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2015年4月20日，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2015年5月11日，下调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央行进行了5次降息降准，特别是4月20日，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幅度非常大。从宏观来看，央行释放货币的速度似滚滚洪流。
可是，市场反应的却是完全相反，更近似流动性干枯的状况。2014年12月至2015年4月的M2增速分别是12.4%、10.8%、12.5%、11.6%、10.1%，这种央行不断释放货币和M2增速不断萎靡形成了背离。
去年曾经有短暂的M2增速下降的时间，但是货币政策不是明显的扩张期，而且M2增速下滑只是短期，所以，问题并不严重。
现在M2的低迷是在去年下半年央行不断金融创新释放货币、2014年11月以来集中降息降准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持续的时间已经五个月，肯定可以代表一个趋势，说明经济生活中创造信贷的能力在加速萎缩，一般来说，经济生活中不再创造信贷之后，半年到一年很容易发生经济加速下滑的情形，那是一种流动性枯竭导致的经济和资产价格惨跌。
2015年人民币会贬值多少？有华尔街投行分析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将跌至6.35。这算乐观的。内地有经济学家分析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将贬值5%到10%。这足以引发外资和内资热钱加速外逃。
人们将会看到：2015年每一次降息、降准消息公布之后，都会引发新一轮人民币剧烈贬值。当内地股市在2015年中见顶回落后，又会加速人民币狂泻，资本海啸般外逃。这对疲弱的实体经济更是沉重的打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结构性减税、以及向民生财政转型，政府刚性支出将迅速增加，财政支付压力也将进一步凸显。
如果将中国看做一盘生意，那么过去中央政府就是总公司，而各地地方政府则分公司；分公司的资产包含当地土地等等，各类税费则构成收入现金流，而分公司的所有负债其实都有总公司提供隐性担保，这也造成中国地方政府不会破产的固有印象，银行也乐意贷款给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城投公司。
如此结构再加上地方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地方债务不断累积。根据中国审计署2013年数据，在考虑或有债务后，中国各级政府债务约30.2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
如果经济继续保持增长，那么这一模式似乎可以维持，但是随着经济下行以及财税改革，这一模式则遭遇挑战。
财税改革的思路之一是事权和财权对等，在允许地方政府破产的同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举债权，也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类似总店，地方政府类似加盟店，中央政府2014年也公开强调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借此强化预算约束。
这一想法出发点正确，但也意味着压力主要放在地方政府。经济下行之下，地方政府未来几年将遭遇寒冬，对比2010年-2012年20%以上的财政增长，近期财政收入增速已经降低到个位数。
根据德意志银行报告测算，土地出让收入分别占到地方政府和总政府收入的35%和23%，随着土地出让金收入降低，中国可能面临1981年以来最严峻的财政挑战，该行预测中国2015年土地出让金总额同比降低20%，如果降幅为10%，地方政府收入增长将只有2.2%左右。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除了收入锐减，同时还有旧债待偿。修订之后《预算法》虽然为地方发债继续打开口子，但随着地方债到期偿付的高峰到来，发债速度远远赶不上预算缺口。
去年今年共有4.2万亿元地方债到期，其中今年为1.8万亿。去年地方政府发债规模仅有4000亿元，今年即使翻倍，也不足以应付地方债务还本付息需求。
根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估计，中国31个省级政府中约一半的信用状况在投资级水平—这也暗示另外一半的情况可能不妙，可以预见如果未来情况恶化，更多省级政府的信用情况会恶化。如此一来，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一旦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其治下的企业日子也可想而知。
受房地产开工量巨降之累，2015年土地财政铁定是大幅下降。而税收这一块也不容乐观。
2015年整体税收可能是微增长甚或负增长，出现税收与土地财政双降的情势，而财政支出增长又是刚性的：社保、军费、安全维稳和基建经费等都要大幅增加。特别是基建这一块，政府要保增长，唯有大上“铁、公、基”，钱从何来？
许多地方已经债务惊人，按官方统计数据到2013年6月地方债总数为17.8万亿，可社科院李铁他们调查发现，地方政府上报的债务数只有实际数额的10%、20%或30%，报50%的都很少。以此推之，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得乘以三，即超过50万亿。
在税收和土地财政双降的情况下，还要大上基建保增长，政府只有靠发债、印钞，而低油价、低通胀又为超发货币提供了宽松的空间。可以预见：2015政府会大举发债，海量印钞。又一轮资产泡沫开吹。
美银美林近日警告称，中国在今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正不断增高，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及通缩压力有可能引发一波债务违约潮。有分析师称，中国债务总额与GDP的比值在过去几年里迅速提高，历史上，全球还没有哪个国家在遭遇中国这种情况时能够逃脱爆发金融危机的厄运，危机的表现形式有货币大幅贬值、银行业资产重组、信贷危机或主权债务违约等，而且在爆发金融危机时这些坏事情往往会同时发生。
但分析师也承认，由于中国的债务主要是本币债务，而中国的央行又能够印钱，因此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对国内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施以援手。
另外，中国信贷危机最有可能的爆发形式是：随着投资者风险偏好度下降，影子银行体系爆发信贷危机，随后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金融体系进行资产重组。
美银美林提醒人们关注中国经济的三大问题：通货紧缩、人民币贬值和债务违约。
美银美林提醒客户，一系列不利因素的汇聚有可能冷却中国A股市场目前的投机热潮，最终将中国高达26万亿美元的庞大债务给经济造成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报告称，中国今年很有可能爆发信贷危机，经济增速放缓和负债率过高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致命伤害。
如松认为中国将要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这个时间点在四季度。从中国的会计制度来说，四季度是年末，银行是收贷的时候，极容易引发企业的资金链集中断裂，危机大规模爆发，这是结算制度决定的。
沪深股市6124点的顶是在四季度。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也起始于2007年底。1929年的经济危机起始于1929年的10月29日。1987年10月19日，开盘仅3小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下跌508.32点，跌幅达22.62%，形成美国股市一次著名的股灾；1989年12月，日经平均股指高达38915点，从1990年开年开始狂泻。
总之，历史上大部分泡沫破裂的时间都喜欢选择在四季度，特别是10月份，是一个不安宁的月份。
这与全球主要国家的结算制度有关，无论每年的九月还是12月作为一个财年的结束，在四季度都是市场流动性短缺的时期，极容易引发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形成经济危机或股灾。
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从2006年就开始，当年下半年房价开始下跌，一年后的2007年底、2008年初，房价出现惨烈下跌，中间间隔了一年半左右。中国2014年5月的房地产指数高峰显然已经难以超越，到今年底也是一年半左右。
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判断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也是全世界的难题，特别对于中国来说，集权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不同，更没有先例可循。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那就是通胀的走势，未来五个月，通胀走的越高，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越大，如果CPI上涨到3.5-4%以上，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能性将超过75%，通胀越高，可能性越大，危机爆发的也将越猛烈。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余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将是一个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高发的时期。
中国现在面临的风险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房地产领域的问题，过剩产能的问题，影子银行的问题，都非常突出。在本质上，这些问题都会带来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下降和风险的集中，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
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会出现短暂的经济低迷，但一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需求快速扩张，二是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企业只需要熬过这个冬天，很快春天就会到来，因为市场需求一直是快速扩张的。
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时期正在来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已经不成立，不能发挥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各类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得到有效的防范和化解，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余斌指出，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危机与改革赛跑的时期。所谓危机与改革赛跑，是说如果我们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迟迟不能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一场危机才能解决当前所存在的问题。
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尽快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就可能避免系统性的危机。
因此，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余斌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松或紧是很难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金融改革中的几个重大举措，应尽快得到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