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雄
2008年1月下旬，我的一位老朋友(称之为Z吧)卖光了所有的股票，休息去了。Z在2005年大熊市的底部买了几只股票，一直拿住，经过两年半后，在2007年11月初，市值达到最大。Z告诉我，那时他已觉得升值得过分了，想清仓，却仍想一搏，利用巨大的投机力量再下一城。所以，当市场开始调整时，Z不以为然，反而觉得有利于蓄势冲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紧缩政策日趋严厉和外围股市恶化，事情不妙了。
2007年年底没法脱身，对于2008年，Z可不那么乐观。2006年人们是看多做多，2007年人们是看空做多(表面上十分谨慎小心，实际行动却信心十足)，而2008年人们是看多做空(表面上信心十足，真正行动却是见好就收)。这就如一帮人走夜路，见坟场星星点点，鬼火处处，大家只能齐声高喊不怕鬼，真的谁叫一声鬼来了，大家一定吓得趴下了。
Z觉得2006年和2007年中国股市如此高收益，上证指数从1，000点涨到5，000点甚至6，000点，已是奇迹，2008年要保持下去，是奇迹中的奇迹，可能性已很小。2008年1月初，股市稍有反弹后迅速下跌，Z的市值从2007年11月的最高点下跌了三成，他不顾一切地抛掉股票，离开了市场。
Z告诉我，他在两年内赚了8倍至10倍的钱(当然是指算术意义上的倍数)，现在重要的是保住成果。在11月份的时候，Z已设计了“逃生路线图”，也就是如果市值损失了30%，一定清仓。因为一旦超出这个比例，Z认为自己极有可能彻底“麻木”，等到再损失个20%，也就是最后市值损失过半，就很不好玩了。
“我已不能抱侥幸心理了，我最担心自己哪儿出了错却不自知，只能用极端的斩仓来自救。”
Z说，即使股市又大升，回到11月的最大市值，他也不后悔，毕竟这几年的收益已知足了，不必锦上添花。
让Z最终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一年过后，现在抛得再低的价位，届时也应该是高的。Z不在意一时之得失，因为现在一定是高估值的。
Z在中国股市里已有十八年，前十年他自己不炒股，在证券机构工作，拿着一份不错的薪水，心满意足。Z看到过许多股民赚了大把银子又输回去的事例，1993年左右的“认购证”，让老投资者财富大增，可接着的1994年和1995年，市场不好，加上透支(也就是融资炒股)盛行，他们大多被消灭了。1996年股市大涨，1997年不错，1998年又乱了。直至1999年“5·19”行情，人们才乐不可支。2000年尚可，从2001年年中到2005年年中则是一场大熊市，证券公司的大户们可能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被打发走了，剩下的大多损失不少。Z问：“凭什么我这么运气，能在2008年和2009年不被击败？”
Z不想高估自己的能力，他对
巴菲特的两个思想很感兴趣，一个是巴菲特说只愿意跨越极低的栏杆，“我开始以为是巴菲特谦虚哩，后来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
Z认为，我们往往由于低估了股市的复杂性，因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比如，一说2008年股市向好的理由，就是中国经济继续不错，问题是2001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也不错啊，为什么股市不涨反跌呢？又比如，说到某只股票不错，就是它的基本面没变坏，可是不管2005年如何低估，不少股票的基本面真的出现了十倍的增长？
至于估值，更是件困难之至的事。高市盈率未必不好，低市盈率也未必好，PEG的用处多大，都是问题。Z说他没这个本事对2008年的股票估值，难度太大了，但对2005年和2006年的公司价值却有一定的信心：“尤其是2005年，我们认为像万科与招行今后每年的股价至少有30%的成长，这基本上是确定的。”大概这就是巴菲特只愿意跨过极低的栏杆的意思吧。
Z对肯尼斯·费雪的《如何在股市中逃顶》很感兴趣(见《Value》2008年1月封面故事)。Z向作者学习，至少离开股市1年半，平时主要是认购新股，2008年能有8%的收益也不错(当然能像2007年的15%更好)。
这与Z喜欢巴菲特的第二个思想的理由很相似。巴菲特认为，如果我们一生只允许作20个理财决策，那一定会做得很好，因为强迫你深思熟虑嘛。
对于宏观形势，Z对CPI指数的上扬也不乐观。通货膨胀是股市的最大敌人，尽管2007年央行屡次加息，一年多来我们面对的仍是负利率，这是对居民财富的掠夺，央行也许有千万条理由不加息，但必须加息。如果听之任之，那就是学格林斯潘，最后房市和股市还是一起完蛋，只是时间拖长而已。
Z先生决定2009年年中才考虑进入股市，虽然届时买不买股票还要研究。在此之前，Z认定股市不管如何折腾，都与他无关。
“这是我们个人投资者的幸运处，可以‘歇业’一大段日子”，Z说。
而那些资产管理者由于有信托责任，必须继续面对不确定奋力拼搏，祝他们好运。
说来潇洒，真正放弃日思夜想的股票，Z还是挺痛苦的。这与金钱无关，这几年不管股票大涨还是大跌，Z都要陷入长长的思考，久而久之，Z与股票已有了深深的情感，现在要放弃它们至少一年半，情何以堪。
Z有个朋友，也挺有投资能力，他在12月的一天抛完了股票，把电脑里的自选股全部删去，想彻底了断。但他失眠了，又被股价的上涨催逼，结果在两天后又把股票全部买了回来(相同的股票，相同的数量)。
我很能理解这位朋友，不投入，何以收获？当股票成了你的老朋友或情人，有一天你却主动抛弃它们，难度可能不亚于戒烟吧。
更困难的是，几乎没有谁能在“最高价”(相对)抛掉股票。明天，它涨了，后天又涨了，再后天还涨，这简直是对离场者最大的羞辱。它每天提醒你，你错了，快浪子回头吧，我会原谅你的。
好在不管是这位朋友还是Z，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他们不妨把本职工作做好，等待另一个大机会来临，尽管这个机会的来临也许是一年半甚至更久。
我祝愿他们成功，也祝愿在股市中搏击的朋友幸运。这看似矛盾，不过，作为《Value》杂志的主编，也可理解。我希望Z及离场的朋友将《Value》作为纸上谈兵的阵地继续操练，这样凯旋归来(如果可能的话)仍能保持状态。而对Z的行为不以为然，仍想努力战胜市场的人，也继续读《Value》吧，作为清醒剂也未尝不可。
也许有读者会问我，“主编先生，你一向直言不讳，此时却两面‘讨好’，为什么？”
其实到了这个地步，大家要考虑各自跨栏的能力了。那些不愿像Z那样做的人，不妨读读本期的封面故事《股市再平衡》，作者是大名鼎鼎的耶鲁基金经理大卫·史云生，说得很系统很理性。
再次祝愿《Value》的读者心想事成——尽管，“心想事成”在股市中极有可能是个巨大的陷阱，“事与愿违”倒是股市中经常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