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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低，又见新低。无休止的调整，恐慌扩散性蔓延。
3月27日，上证综指收于3411.49点，下跌5.4%，创下去年4月9日以来收盘低点。继中国太保后，中海集运、中煤能源等次新蓝筹股纷纷跌破发行价，中国石油离发行价也仅毫厘之差。
基金卖出股票——大盘下跌——基民恐慌赎回——基金加大卖出力度应对，三月的中国股市，戏剧性的开始上演恶性循环这一幕。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本轮下跌的幕后起到了怎样的推手作用?
“桥怎么塌的，不是硬砸塌的，是共振下去的……900亿分红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银河证券首席基金分析师、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胡立峰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出了股市砸盘背后的实质——目前封基具有制度性缺陷。
3月27日下午，伴随着大蓝筹一个个登上跌幅榜前列，胡立峰接受了本报专访。
他明确表示，目前造成市场迅速下跌的主要原因源于基金公司的集中卖股应对分红。“如果基金管理公司能从2008年1月1日就开始适度、均衡地开始分红，对当前股市压力不会有这么大;而基金公司为了提取更多的管理费，一拖再拖，导致900亿左右红利积攒到3月下旬到4月上旬这么短的时间内分配，对市场的压力非常大。”
共振效应压垮市场信心
《21世纪》：你在本月早期提出，基金集中性卖股、分红，成为近期大盘不断下跌的主要因素。上证综指跌破3500点心理关口，基金是主要做空力量么?
胡立峰：基金集中卖股、分红是重要原因，但不能称之为主要力量，主要因素还是大趋势。现在市场低迷，基金短期内集中性分红，绝对是决定性因素。对市场的信心与否，主要看蓝筹，而基金为了分红，卖的股票都是大盘蓝筹股，在这个点位也只有蓝筹可以卖得掉，其他股票不会有人接盘，越卖对市场信心冲击越大。
假设一只基金卖300个亿的股票，它对市场的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如果变成10只基金合计卖300亿，100只基金合计卖300个亿的时候，就形成了共振。桥不是砸踏的，是因为共振效应。虽说每只基金都认为自己卖的不多，总共才300亿，大家都同时丢出一点一样的蓝筹股票的时候，市场就会承受不起。
《21世纪》：为什么基金要在这个弱市时刻集体性、共振式卖出股票?
胡立峰：昨天和今天，已经有很多封闭式基金的分红公告出来了，4月28号分红，4月30号红利到账，都拖到最后。为什么不在之前的2月、3月先分一点呢?答案很简单，是为了提那么一点点管理费。
按道理来说，从去年的会计年度结束之后，也就是今年的1月1号开始，基金公司就应该筹划把去年的红利采取一种适度均衡的方式分给持有人，但是基金公司没有动力，因为现在法律规定公布年报的最后期限是3月31日，同时必须公布分红公告，4月30日前才必须把分红打到投资者帐上。
最后一刻分红，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可以这么解释。内因是，分红意味着基金公司管理资产的流出、收取管理费的减少。外因是证监会有专门的规定，基金必须在会计年度结束后4月30日之前完成红利派分。
由此看，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为基金公司盈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只有基金管理公司不是。管理费每年只是1.5%，拖三个月最多多提几百万而已，但是众多基金持有人付出了几个亿的损失。问题核心就是制度设计的主导权在基金公司那儿，基金公司为了多收管理费，明明知道该卖还是不卖，直到跌了30%才卖，到了大家认为是底部的地方还继续卖。
基金还要卖出600亿?
《21世纪》：据你测算，本次集中分红会导致基金卖出多少股票?主要会集中在哪些品种?
胡立峰：至少1000亿，这还是保守的数字。
基金卖的就是蓝筹股。现在也只能卖大盘蓝筹，即使基金经理知道蓝筹是被低估，含着泪也要卖蓝筹。全市场都在等待基金分红这个最黑暗的时候。基金斩仓的都是非常好的股票，谁最受损失?是“基民”。基金公司为什么不为持有人的利益考虑，做一种均衡的安排呢?为什么不在早几个月出股票?如果法律没有规定，是不是就不卖股票了?
《21世纪》：据你测算，经过这周的集中卖出，到4月30日分红计算最后截止期，基金还要卖出多少股票?可能会导致大盘下挫至多少?
胡立峰：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基金没有卖出分红所需的股票，如果现在没有政策对冲的话，股指很可能还要往下走。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估计还要卖出500-600亿，据我们的观测表明，卖出股票的基金的还不到一半。至于会影响大盘多少点，我无法估计。
有些封闭式基金经理，虽然卖了股票，现金还在账上，近期又再买进来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是为了管理费最大化，一个是看好后市。但我对第二点表示奇怪，开放式基金降低仓位，封闭式基金为什么就不降呢?难道让封闭式基金高位站岗?
分红一拖再拖，该卖股票又不卖，我们看得很伤心。我们建议持有人举手把封闭式基金全部转开放，如果不这样，好不容易2007年封闭式基金可分配红利超过之前8年总和，持有人等待的这轮牛市红利就是这个，分红前却突然大幅缩水，这样结果谁愿意看到呢?这里面反映出封闭式基金整个制度的缺陷。
《21世纪》：据你们测算，近期是否出现了基金被大幅赎回的现象?如果有，多严重?
胡立峰：首先大幅赎回这个概念怎么定义?我们一般定义为当天的净赎回占到基金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一以上。那从现在来看，一天必须赎回200亿才叫大幅赎回，现在的赎回规模还不能算得上，对基金整体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此外，基金的交易行为过快的被其他机构所获悉。公募基金的投资意图、交易动向、建仓目标，很容得就暴露在市场之下，客观上也加剧了基金操作的难度。
《21世纪》：集中分红是否跟赎回有具体关联呢?
胡立峰：巨额赎回是一种最猛烈的市场交易行为，对基金的打击很大。分红时基金主动把利润给持有人，会减少市场波动，国家法律对基金分红也是免税的，税收政策的本意是希望基金多分红、少赎回。
而集中分红会导致市场下跌，因为分红引发了赎回，赎回又加剧了市场下跌，赎回也是一种形式的分红。开放式基金如果适度均衡分红的话，那么持有人就会减少赎回。
最好强制一月一分红
《21世纪》：有人说，本轮下跌，某种程度上是基金公司的利益输送——为专户理财和社保再入市提供契机，你怎么看?如何有效规避基金公司对不同委托人的利益不公和输送?
胡立峰：我觉得这是一种动机论，专户理财现在的市场空间其实并不大。我个人认为专户理财是基金公司的鸡肋，赚不到大钱，图个吆喝。国家税务总局并没有给专户理财更多的税收优惠，企业的钱放在开放式基金里，如果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者享受分红是免税的，但专户理财税负是很重的。因此我建议基金公司发展这项业务时稍微慎重些，企业也要慎重。
《21世纪》：如何从制度上规范基金这种助涨杀跌行为?如何避免下一次分红引起的市场共振?
胡立峰：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制度。中国基金业要建立起一套适度均衡的分红政策，最好是每月一分，每个月结束一周之内把上个月的至少一半红利强制分红。在净值增长的时候给投资者一个稳定现金流，这样投资者的心态才会趋于稳定。
监管层面应该有一个利益均衡，不能只在乎基金公司的利益，例如可以出台这样的政策——会计年度结束后，去年的红利不得提管理费。
从现在到4月30日，会是市场非常痛苦的阶段，除非有很大政策性利好把市场强行撑住，在基金卖股票和市场利好间做对冲。我估计4月下旬开始市场就会趋于稳定，那时，今年新发行的基金陆续建仓，后续资金逐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