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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论”暗含两个前提:其一，政府可以对股票市场进行干涉；其二，股票市场已经步入了危险期。
■当周小川强调“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制度意义上的保护。问题是，在那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没有建立之前，是否应该有结果意义上的保护？
“救市”成了个大箩筐
在我太太眼里，刚过两岁生日的儿子简直是个语言大师，因为他会自己造词儿。比如，吃饭前坐稳自己的餐椅后，他会挥舞着双手大喊“红黄红黄”。那是他在要自己的专用勺子: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黄色的。得到勺子之后，他会接着喊“啊欧啊欧”。那是他要看儿童节目《天线宝宝》，《天线宝宝》中的小主人公们经常会发出“啊欧”的惊叹声。
哲学家把他人难以理解的语言叫“私人语言”。语言是用来沟通的，你的话就你自己能懂，沟通自然会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小孩子用“私人语言”，成年人其实也没少这么干。事实上，依照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兹的看法，人类大部分的争论都是由于语言问题而导致的。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设计一种如数学一般精准的“人工语言”，当人们有了分歧的时候，不要再用日常语言争个耳红脖子粗的，而是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用“人工语言”如算数学题一般地算一算，自然就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顺便说一声，这就是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计算机之思想起源。
随着股票市场从六千多点的高位跌至三千来点，不断有关于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正反双方激烈辩论，甚至人身攻击都使出来了。
在这么激烈的争论背后，其实暗藏着不少语言问题。表面上看，大家谈的好像都是“救市”这同一个事儿，其实，这个“救市”就像个大箩筐，什么都往里装，而且常常出现各说各的，把个“救市”问题弄得复杂了许多。
跟前几年曾经有过的几轮“救市”大讨论一样，此轮讨论中，有“海龟派”和“土鳖派”之分，也有“实战派”与“理论派”之别。
我们现在就坐下来，把装在“救市”这个筐里的杂七杂八的东西都倒出来，把“救市”这个“私人语言”换算成更为精准的“公共语言”，然后再看看大家争论的究竟是什么。希望这项工作能对进一步的讨论有帮助。
首先，“救市”的“救”本身就不止一个意思。《广雅》对“救”的解释是“助也”；而《说文》对“救”的解释则是“止也”。而“止”本身是个象形字，《说文》说它的意思是“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
现代汉语多在“给予帮助，使脱离危险、解脱困难”、“使安全”的意义上使用“救”这个字。这样看来，“救市”的意思就是帮助股票市场、使其摆脱危险而安全起来。
首先，仅从字面上，我们就发现，“救市论”暗含两个前提:其一，政府可以对股票市场进行干涉；其二，股票市场已经步入了危险期。
“站队”的意味似乎超过了争论本身
两派在这两个前提上的争论非常激烈。
先说政府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两派的立场迥异。正方无一例外地主张中国政府应该也有必要干涉股票市场。首先，他们会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在建立之中；其次，他们会举例说，即使远较中国更为“市场经济”的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频出各种政策，惠及股市）和中国香港地区（1997年政府直接入场买股票）都会干涉股市。
反方对此则不以为然。如反方代表人物许小年说，“美联储近期的一些政策是针对实体经济的，另一些是救市，我并不认同这些的救市的行动”（引自搜狐网对许小年的采访《许小年:没有危机，何谈救市？》）。另外一个反方代表胡舒立在《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中更是明确地说，“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比许小年更为决绝的是，胡舒立甚至根本就否认美国政府有意救市，并且强调，对于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至今仍被指责‘靠华尔街太近’，颇存争议”。
对于信奉“原教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来说，政府的角色是裁判员，市场交易双方像踢球的，允许政府干涉市场就像是裁判可以吹黑哨，这个绝对不可以。“自由市场经济”是个舶来品，“原教旨”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更多有海外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反方代表，包括胡舒立、许小年、谢国忠等人，皆为“海龟派”。而“救市派”，如刘纪鹏、贺强、吴晓求、水皮等则属于“土鳖派”。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正方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市场的参与者，比如贺强明言自己清仓了，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股市的直接参与者；刘纪鹏名下有一间咨询公司，承揽上市公司股改、融资等业务。正方的这种骄傲暗含着这样的意味:自己直接参与股市，了解情况，所以对股票市场更有发言权，而他们的对立面则由于缺乏对中国股票市场来龙去脉的了解，所以空谈理论。反方也很骄傲于自己不直接参与市场，他们的骄傲在于，由于没有利益相关，所以他们对股票市场的看法更为清醒。比如，胡舒立就不炒股，并在《何必讳言不救市》一文中明确地说，“救市派”中有不少人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鼓吹救市的目的乃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利”。
在这个意义上，在“救市”问题上，站队的意味颇为浓厚。
作为语言梳理，我们先不忙着在“救市”问题上站队、摆立场，而是先问一下，在当下之中国，政府与股票市场应该是个什么关系？
早在2002年，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在一篇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讲演中说“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以此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如果市场在某些方面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我们就应交给市场去做”。
虽然这段文字是强调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字里行间显然也暗含着两点:一、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是最终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需要一个过程；二，在市场还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和地方，政府要去做。
如果这个理解成立的话，那么周小川的这个看法比较务实。跟典型的“反救市派”不同的是，他把“市场大起来、政府小下去”视作一个过程，而不是立刻就斩断政府对股市的行政命令式干涉；跟典型的“救市派”不同的是，他更多地强调要以“让市场发挥作用”为发展方向。
“保护投资人利益”是股票市场的基石
“救市论”的另外一个前提是，市场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非政府出手不能使之摆脱危险。双方对此的看法亦完全对立。
正方强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世界无出其右，但是股票市场却在很短的时间内近乎拦腰斩断，其调整幅度远甚于美国股市，而美国是次贷危机的中心。在《财经杂志，悠着点》一文中，正方代表刘纪鹏明确断言，此波下跌“已超出了正常波动和理性之外”。
反方则或说政府无从判定股市是高是低（胡舒立），或曰此轮下跌乃是“从不正常的高位回落，没有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也看不出经济萧条的迹象，救什么市呢？”（许小年）
股市的高低、股票的定价问题非常复杂，6000点上能达到均衡，3000点也可以达到均衡。因为涉及到的因素众多，而这些因素又在不断变化中，虽则不能说完全不可知，但是，要看得非常准，难。如果真有人有这个本领，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不用套在黑石上面了，直接请这个高人去美国或香港炒股指期货去，那可是年收益可达100倍的买卖呀。
政府的说法是“避免股市大起大落”。虽则没有明确规定，在多长时间涨多少跌多少是“大起大落”，但是，今年初以来的股市大幅下跌似应在“大落”的范围内。
我理解，“避免股市大起大落”这个提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判断是保护投资人、特别是中小投资人的利益。
说到保护投资人利益，打开证监会网站，迎面就会看到“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口号出自前任证监会主席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
股票投资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钱从投资人这边出去，跑到投资人兴许一辈子都根本无法见到的那些人的手里了，而这些人把这笔钱拿去做什么了，投资人根本无法控制，甚至无从知晓。中国人的习惯是，即使借钱给亲戚，也会掂量再三；把毕生的心血交给陌生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谁敢干？
所以，投资人天然地需要保护。事实上，这是股票市场能够存在的前提。投资人保护怎么讲都不过。
这种保护无法通过自由市场来实现，而必须借助外力。比如，上市公司放了一个假信息，投资人依据这个信息做投资，吃亏了，让他自己去找上市公司论理吗？当然不是，有法院、政府为投资人做主。然后，该赔偿的赔偿，该罚款的罚款，该进监狱的进监狱。最后，没有上市公司敢骗人了，没有人敢操控股价了，没有人敢做老鼠仓了，这个市场自然就清明了。
对于“保护投资人利益”也有两个理解。其一，建立一整套对投资人友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用这些制度性的东西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其二，在结果上保护投资人，不能让投资人吃大亏。
我猜，当周小川强调“保护投资人利益”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制度意义上的保护。问题是，在那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没有建立之前，是否应该有结果意义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