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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小非减持问题成为A股市场关注的焦点时,上市公司高管的抛售似乎被市场所忽视。
统计显示,从2007年6月到今年5月底的12个月时间内,上市公司高管及其直系亲属累计抛售所持公司股份的金额32.16亿元,相对数以万亿计的大小非是不算什么,何况其中还有不少高管持有的股份本来也属于大小非。但是,上市公司高管不惜违规从事短线交易,不惜辞职以求尽快变现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高管行为折射估值水平
上市公司高管可以说比上市公司的非控股股东———“小非”更了解上市公司,更能够判断公司的价值;如果上市公司高管同时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是大股东之一的话,对公司的了解就更透彻了。去年6月到今年5月,上市公司高管卖出股份的金额比买入股份的金额5.81亿元高出了4.54倍,尤其是在今年前5个月,变现的力度达到最高峰。而且高管辞职之后是否抛售股份无需再进行申报,大量高管辞职后的实际变现金额可能还要多得多。
由于证监会规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上市起1年内不得转让;在任职期间,每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部分上市公司高管为了加大变现力度和速度,不惜放弃巨额年薪,辞职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比如,思源电气董事杨小强2006年8月3日辞职,半年后,于2007年3月和4月连续减持思源电气近200万股,变现达9000万元;去年11月挂牌的延华智能高管持股将于今年11月解禁,其副董事长胡美珍6月18日提前近半年提出了辞职。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们认为,A股市场的股价被严重高估了,此时不卖将时不再来。
在众多高管减持的同时,也有少数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增持其所在上市公司的股票,但具体考虑其增持原因后,投资者恐怕不能得出他们认为上市公司股价已经被低估的结论。
在上市公司高管增持的股份中,部分属于股权激励的“被动”增持,合计金额约0.52亿元,占增持金额的8.95%;如升华拜克11位高管6月6日耗资约99.6万元集体增持9.19万股,就是一种被动的行为,用于增持的资金主要是公司分配的风险奖励基金。该基金以一年为期限,只要当年的企业盈利情况达到指标,则对高管予以奖励,但附加条款是必须买公司股票。类似的还有中捷股份、南京医药等。
还有部分属于左手换右手,明增实减的行为。比如宁波华翔7名高管从今年1月到5月中旬共增持宁波华翔171.39万股,增持资金约为3936万元。但这7名高管中,除董事长周晓峰外,其余6人均是宁波华翔原第二大股东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而象山联众投资此前已将其持股比例从10%减持至6.72%。象山联众投资减持股份按6名高管的持股比例可以计入他们名下的减持金额为4438万元,而6名高管增持股份仅花费了3432万元。
高管增减仓与内幕交易
在上市公司高管的减持中,有些还有内幕交易的嫌疑。比如中兴通讯原高级副总裁周苏苏2007年9月4日卖出1万股。就在周苏苏减持的同一天,中兴通讯的控股股东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也通过深交所出售将近2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而该公司股价两天后连拉6根阴线跌至50.90元。随后,该公司在菲律宾惹上的一桩官司浮出水面。
上市公司高管增持股份同样也部分体现出明显的内幕交易特征。比如ST寰岛副总经理肖玲2007年10月16日以7.90元增持15.03万股,10月22日起ST寰岛就因涉及重大重组开始停牌;S*ST光明副总经理党建军2007年12月21日以7.56元买入22800股,第二个交易日S*ST光明即因重大事项实施了停牌,这一重大事项是S*ST光明获得了避免暂停上市的债务豁免收益,因债务豁免而大幅修正业绩。
再如近期大众公用以及其持股20.76%的大众交通,两公司高管双双集体增持自家公司股票。2008年6月17日、18日两天,大众公用9名经营管理人员以个人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入大众公用53.42万股,其中董事长杨国平购入10万股;大众交通6位高管则增持公司41.3万股,其中董事长兼总经理杨国平购入10万股。几天之后,受光大证券上会在即利好刺激,大众交通6月27日开盘即封死涨停。难道这纯属巧合吗?
众多类似的案例是否确属内幕交易,笔者不得而知。但诸多“巧合”至少会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诚信以及管理层的监管失去信心,而股票市场最怕的就是失去信心。
本报记者 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