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违法成本低 游资操纵故事仍将弥漫中国

　　“你知道私募具体怎么操盘吗？”

 

　　“外资和私募的操盘手法一样，大家都是买进卖出，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地方。”“高卖低买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我们选择的时间段、标的物、出货方式以及买卖的目的不一样。”文德海说。

 

　　目前代-理2亿美元地下游资游弋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文德海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数月前的身份——某大型券商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部门管理人士。但他清楚，不管身份如何变幻，处境仍然相同。“在中国市场，违法成本低，操纵获利大。”文总结说。

 

　　外资通道

 

　　文德海认为目前国内对于外资的界定概念非常模糊。在他看来，外资只有两类，一类是隐藏在QFII等机构背后的主力军，他们在中国的资金规模动辄数十亿美元，实力足以围歼一只大盘股。而这类资金是QFII背后的主力军——往往是国际财团资金，他们大多隶属于一个非常庞大的对冲基金或者收购基金又或者是投资银行体系。财团资金占据了中国政府批准的QFII额度的相当部分，但更多的资金并不在QFII之列，而是潜伏地下。

 

　　第二类是游资，以东南亚、欧洲资金为多。但不包括日本。

 

　　文德海早在3年前就悄然涉足外资。当时，他介绍一笔欧洲资金进入中国。“我们通过一些渠道，把资金从欧洲腾挪到东南亚，然后转移到香港，最终通过香港进入内地。进入内地后，这笔价值约数亿元人民币的资金首先在上海购置了一块地皮，并适当建设了一些地面建筑，再将地面建筑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现金流形成贷款申请，从银行贷到了同样规模的资金，用于股票市场炒作。”

 

　　这些资金在二级市场短短3年收获了数倍收益，地面的建筑物没有产生效益，但那块地皮3年时间也翻了几番，总体下来，这资金3年时间已经翻了5倍。

 

　　这笔资金大部分已经腾挪出去了，但文德海的这位朋友并没有把地皮处置掉，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位朋友的意思是，只要这块地皮还在，将来中国市场的机会很多，通过腾挪这块地皮，一定还可以赚到更多钞票。

 

　　“资金进入和退出的通道比较畅通，进来的方式前面已经讲了，绕一圈就行。最差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中转机构，给他们4%～5%最多6%的手续费，钱就可以进来，这个手续费的比例取决于你要求的速度，如果你2天之内就要把10亿美元腾挪进来，估计6%的手续费也不够，中介会把口张的更大一些。”在文德海看来，钱出去的时候则不需要费太大力气。主要是通过贸易方式，其实中国政府现在也希望热钱流出，所以比较顺畅。

 

　　资本玩法

 

　　“前面讲了资金腾挪的事，现在拐个弯，说说资金进来干什么，怎么干，目前在干什么，将来要干什么！”文德海表示，外资和内资操盘手法一样，大家都是要赚钱，但怎么赚钱有很多讲究。

 

　　以2004年他帮助腾挪进来这笔资金为例，这笔资金属于典型的游资，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背景，它尽管来自欧洲，但不属于任何一家财团。

 

　　涉足证券市场后，他们比较集中做一些中小盘个股。有时候甚至满仓做一只股，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收益最大化。

 

　　据文先生介绍，潜伏在中国的游资规模和财团资金的规模基本是1∶3，但游资是散沙，一般不会有后续资金，因此大家做个股都比较小心，轻易不碰大盘股。

 

　　比游资大的，更专业的资金显然属于财团资金。财团资金有一定使命，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金融渗透，或多或少进入中国一些国家垄断领域，然后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某著名股权型投资基金，对中国基础工程类产业屡屡实施购并，其一些计划尽管败北，但更多的收购计划却在中小企业悄然实施，并且顺利过关。

 

　　但从二级市场显然不能直接实现这样的目标。文德海认为，财团资金在二级市场也是为了赚钱，但他们赚钱是为了他们的“中国使命”所服务，包括利益输送。实现快速赚钱过程中，财团资金与游资最大的区别是，财团普遍拥有QFII额度。QFII额度则成为幌子，成为财团博取暴利的幌子。

 

　　而在具体操作上，这些财团时不时给中国证券市场许多误导性评价。如瑞银在中国神华(601088.SH；1088.HK)评级事件以及中国石油(601857.SH；0857.HK)IPO事件上，均暴露出破绽。

 

　　2007年12月25日，有媒体炮轰瑞银，瑞银作为中国石油发行人及主承销商，“不仅其旗下的瑞银证券作为联合主承销商,能从高达5.56亿元的发行费用中分得不小的一杯羹,而且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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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金融服务公司等10多家机构,早在中国石油A股招股说明书正式公布前就已联合潜伏中国石油股份(0857.HK)中,于A股上市发行前后依次采用收集、拉升、减持、沽空手法,通过影响中国石油H股正股及相关权证价格大获其利。”

 

　　瑞银人士迅即向本报记者申明，称“这些指责是过去从来没有提及,目前，瑞银集团并不认为这些内容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价值。 ”

 

　　这显然不是令人信服的说辞。

 

　　文德海非常确信部分QFII背后都潜伏有一定规模的外资，这些外资的规模普遍都是QFII额度的若干倍，但具体内容无法透露。

 

　　文介绍说，财团资金比较嗜好买进一些事关垄断行业、军工行业的个股，比如天威保变，这只股票有大量外资在参与；又如营口港(600317.SH)，外资介入港口的目的也是非常明晰。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钢铁大王米塔尔公司正在香港对中国东方集团(0581.HK)实施收购，而一些行业正在集体沦陷于外资的“石榴裙”下。一些中小城市，大量的产业企业在被外资兼并、收购，比如水务事业。

 

　　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外资单纯参与二级市场，等于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中国人，中国的上市公司如果赚钱了他们才有钱赚。若转身变成兼并收购后，外资角色就变成了老板，他们等于在雇佣中国企业给自己赚钱，赚多少钱自然一目了然。

 

　　外资目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气候。许多人知道中国的公募基金喜欢抱团取暖——这是2007年公募基金为什么集体收益高于私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在文德海看来，利用这一特性，外资通过与公募基金打成一片，完全可以达到利益输送(如外资先撤、内资站岗)等目的。

 

　　按照政策规定，公募基金仓位都有一个60%的下限(记者未能查阅到公开的政策规定，但多家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证实：由于公募基金既是A股第一主力机构,也是最坚定的多头机构，因此窗口指导意见为持股下限不低于六成)，也就是说，任何时期，即便大盘暴跌，公募基金都不可能拍拍屁股走人，而是要服从窗口指导，坚持“站岗”。但私募基金和外资跟公募基金不一样，一旦发现不妙，马上砸盘走人，因此外资和私募一样，很少有抱团行为发生。

 

　　文德海认为现在情况也在变化。比如他现在就和一家基金关系很好。外资规模一般要比公募基金小，和公募基金走的近一点的好处是，将来可以“邀请”公募基金一起发财，或者外资拉高、公募基金接盘，私下分“赃”、皆大欢喜。

 

　　“这样的事情以前已经发生过，但具体事例不好讲。”文德海确信外资的操盘手法相比中国人要高明一些，他们的下单速度、决策体系、研究能力、忽悠能力都要远高于内资。

 

　　期指图谋

 

　　游资对中国即将推出股指期货也已觊觎已久。

 

　　文德海认为，自己所管理的2亿美元资金将来可以不做现货，但一定要玩股指期货。“大家玩资本市场的目的是赚钱，股指期货可以将我们的赚钱速度放大8倍，这样的机会显然不容错过。”文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包括账号。他现在与一家专司期货市场投机的私募基金建立了合作关系，将来所有的交易管道将以该家私募的交易账户为平台。

 

　　在文看来，具体的账号处理上，还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懒办法，搞定一家期货公司一个营业部的老总，然后开设若干交易账号；另一种办法比较费劲，但安全，可以考虑派人去全国各地期货公司开账户，然后在不同城市设置若干个交易网点，岔开交易时间，不间断实施交易指令，最终也能实现集中交易、隐蔽操作的目的。

 

　　“这两种办法都没有我和私募合作的方式安全，所以我选择与别人分享。”文德海认为，这样做也可以适度转嫁将来参与(大鳄可能会操纵，小资金只适合做趋势操作)市场的风险，进而以小博大。

 

　　文表示，操纵的收益一定比正常交易的收益要大的多，其获利的风险却要比正常的风险小许多。但从政策监管角度看，操纵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运作成本和违法成本。不过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无法做到完全意义上的“公平、公开、公正”，这也注定操纵事实一旦被查清楚的时候，操纵者的资金早已逃之夭夭。

 

　　文德海判断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瑞银证券操纵中国石油IPO股价事件确有其事。“这件事闹得很大，但中国证监会没有一个官方意见，这说明，现在操纵市场的风险还是太小，而暴利的诱惑实在太大，因此，操纵故事仍将弥漫中国。”

 

　　记者手记

 

　　2007年岁末，杭州，某别墅内。

 

　　经过电子检测确认没有携带录音笔等设备后，记者在文德海陪同下，一起与刘先生共进晚餐。

 

　　“你能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我们，已经实属不易。”刘先生流露出些许疑惑。刘甚至费解地质疑记者，“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刘快步从摆有3台台式电脑显示屏的超大老板桌后面走了出来，边走边说。

 

　　为了协助记者完成这次采访，文德海帮助记者就采访时间与刘先生进行了多次提前预约。最终，我们的见面时间被安排在一个周末，原因是“避开交易日，其他人员都不在，大家交谈的话题可以轻松一点，尺度也可以更大一点。”

 

　　由于此前关注过本报在2007年曾经发表过《外资坐庄中国股市揭秘》等报道，刘先生单刀直入，他提示记者说：“我们不谈操纵论，这个话题太大了，但可以聊聊目前外资在中国的现状，以及目前在干什么，将来准备干什么，准备怎么干，都做出了什么样的准备等话题。”

 

　　刘先生从壁橱柜里摸出来一瓶看起来品相上好的红酒，小心翼翼注入酒杯，然后打开了话匣。

 

　　然而我们之间还是有着太多的防备。在这次采访中，记者事前准备好的许多新奇而且“大胆”的提问都被刘先生巧妙地处理掉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先生问及文德海：“你的媒体朋友上次采访我们的内容怎么不见发表？”——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刘先生比较认同我不草率的表现以及我的承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促成了我们的第二次“深谈”。

 

　　第二次见面是在上海松江区的佘山附近，同样有美酒做伴，却没有了文德海的作陪。

 

　　这一次已经没有了“敌意”。刘先生表示会尽最大尺度满足记者的好奇心，但要求日后行文时一定要善于保护他，比如隐去名字以及他所服务的机构等等。在此次谈话中，刘将他了解的外资动向和盘托出——《外资“围剿”股指期货》终于出笼。

 

　　从第一次预约采访到首次接触再到此次谈话，四个月过去了。在这四个月内，刘先生考验了我的承诺，保持着他投资中国股市时所持有的警觉以及耐心。而我秉承了价值采访的理念，找到一座采访的“金矿”，并且将其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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