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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期货市场，延津小麦实现了优质优价。
早在2002年，延津县进入期货市场交易的优质强筋小麦即达到3万吨。而其价格，则从上市前的每吨不足1200元，上升到每吨1300元—1400元。
期货“杠杆”与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互生互动。
以前，延津农民种植的是北方地区常见的可用来做面条、馒头的普通中筋小麦，“大路货”自然卖普通价。20世纪末，他们开始种植据说可以卖高价、用来做面包等的优质强筋小麦。由于销路不畅和销价难以保证，农民的积极性自然难以保证。县里一位负责人回忆说：“开始由政府压着种，后来是乡粮管所号召种，但由于技术服务特别是销售跟不上，都失败了。得益于订单和期货交易能够带来稳定收入，农民们才愿意种植优质麦。”
2000年，延津县依托县粮食局及下属乡镇粮管所组建“河南金粒麦业公司”。2002年，又由金粒公司作为发起人，吸收县内外410个村的422位“小麦能手”为中心会员，成立了金粒小麦协会，进一步形成了“公司＋协会＋农民”模式。
在众多粮农逐渐告别传统生产模式、变“自产自销”为“给公司种麦”的同时，金粒麦业公司的销售变成了“双渠道”： 以前是“一条腿”闯市场，现在是现货、期货一起卖， “双脚”走天下。
以“订单”为支点的产业化经营，如果销售渠道和销价补偿，往往面临履约率低的问题。延津小麦之所以能够实现优质优价，正如郑州商品交易所市场研发部部长魏振祥的分析：“延津订单小麦履约率之所以能够保持在100％，其间有订单与期货联姻的功劳。”
魏振祥说，通过小麦期货市场，粮食企业可以规避价格风险。在期货市场上，粮食企业可以看到未来一年内的小麦交易价格。而其在与农民签订订单时，就已经在某个较高的价位卖掉了一批小麦的远期期货合约，待从农民手中收到麦子后再交到期货市场上去。这样一来，期货就为订单上了“保险”，不会因市场价格变动而影响订单的履约。
如今，延津县的优质专用小麦种植已经形成了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种植面积由起步阶段的0.8万亩增长到如今的56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90％以上；农民增收7000多万元，户均500余元。
争夺期货 定价权
近年来，国内经济界流传着一句不无忧愤的话：“中国需要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
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近3年来价格疯涨，从大豆、天然橡胶到铝、石油、铜、铁矿石，再到棉花、糖，这些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几乎不约而同地大幅上涨。原油涨了151％、铜涨了383％。
在世界上，中国目前是第一铜消费国，第一钢铁消费国，第一铁矿石消费国，第一大豆消费国，第二石油和能源产品消费国。国际价格疯涨使中国成为涨价风潮的最大受害者。有统计数据表明，仅仅在 2004年，我国共进口原油1.23亿吨，因油价上涨，我国就为进口石油多支付了136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同年中国GDP总量的0.9%。同年，我国为进口大豆多支付了15亿美元。2005年，国内企业又因“高价买石油”多支付了150亿美元。这一年，国际铁矿石涨价也令我国多支付34亿美元。
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和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有专家指出，“中国因素”正在成为国际投资界、国际交易界的炒作题材。
为何这些远在美国、英国等商品交易所的商品期货价格，能够左右和影响全球商品价格，并让中国成为最大受害者？
原因与现行的全球商品定价机制有关，也与目前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基本上采用期货定价的方式有关。而目前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中的价格分别参照或依据于下述几家主要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价格。例如，对世界原油贸易价格定价最具影响力的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价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原油期价；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是全球大豆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定价标准；伦敦金属交易所的3月铜则是国际铜市的定价基准……
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由于中国“缺乏对商品价格的话语权，被动地承担了很多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能不能不再吃亏，就看你有没有国际期货价格的定价权。
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并呼吁：作为大宗商品的国际大买家，发展我国期货市场、争取国际定价权，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成为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高度来看待的重大问题。
进一步做大“郑商所”
延津县的优质小麦是通过郑州商品交易所（简称“郑商所”）和“郑州价格”走向国际国内大市场并实现优价的。一次，延津县粮食局局长、金粒公司董事长李培富曾经激动地对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负责人说：“感谢期货为小麦生产规避了价格风险，使农民安全走向市场！”
期货价格反映着诸多影响价格的因素，例如基本供需关系、地缘政治、突发事件、投机炒作等等，而完善的期货市场其价格有很强的指导性，能成为国际的定价基准。因此，谁能建设好期货市场并能控制期货市场，谁就拥有了定价权。
中国的期货市场步履坎坷：从1990年算起，在已走过的18年历程中，不断经历着 “整顿”、“规范”的调整。 人们的认识几经摇摆：从“条件不到盲目发展”，变为“条件到了不敢发展”；后来又演变为从“不知道期货市场有风险”，转向“过分惧怕风险”。
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曾经深有体会地指出，风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不发展期货市场才是最大的风险；只有创造条件、控制风险，才能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
目前，国内期货市场主要以三大交易所为“主干”，其中， 上海交易所以贵金属为主，主要品种有铜、铝、天然橡胶和燃油； 大连交易所以农产品为主，主要品种有大豆、豆粕、玉米和豆油；郑州交易所同样以农产品为主，主要品种有小麦、棉花、白糖和菜子油等。
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前身是1990年问世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曾经被誉为“中国第一市”。1993年，由现货交易向期货交易发展。2007年，成交金额59190亿余元，同比增长86%。自2006年以来，期货成交量增长幅度一直位居全国第一位，目前期货成交量和持仓量占全国市场的份额均已接近1/3。
“郑商所”期货品种的“发现”作用日益显现：小麦期货交易，向农民传出优质优价讯号，促进了农民增收和企业增效；棉花期货吸引了中部产棉地区众多棉花加工、流通及纺织企业参与交易，为涉棉企业进行套期保值提供有效工具；白糖、菜子油期货价格成为有关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华尔街日报》称：“中国郑州已成为全球除纽约之外，第二个棉花定价的场所。”下一步，“郑商所”计划推出更多的原材料、工业品和能源期货品种，发展成为拥有商品指数期货和期权的“定价中心”之一。
专家认为，中国期货市场完全有能力成为亚洲定价中心，而成为定价中心对中国经济发展有诸多好处，如中国企业可以变“客场作战”为“主场作战”、可以正确体现“中国因素”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