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目前粮价上涨仍在可控范围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总经理包克辛谈中国的粮食调控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国际米价出现大的涨幅，表面看，由于我们国家在粮食问题上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因而亚洲米价此番上涨几乎没有影响，但从一个相对更长的周期，它对国内稻谷供需市场是否仍然构成潜在影响？

　　包克辛:目前不仅是国际米价，包括小麦、玉米、大豆和植物油都处于历史高位。2007年世界小麦价格上涨了112%，大豆上涨了75%，玉米上涨了50%，大米迟一些，但今年头一个季度就上涨了42%，势头还是很猛。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面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必须隔断国际价格上涨传导至国内，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做好国内市场的供应保障。目前国家在生产、流通和进出口等各个环节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对国际高粮价是有充分准备的。

　　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在粮食生产，再有就是政府对市场的有效调控。在粮食生产方面，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我们看到政府这些年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通过耕地保护、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大补贴力度和政策扶持等举措，粮食生产呈现出稳步发展的好势头，实现了“紧平衡”的自给自足，为从容应对国际粮价上涨创造了有利条件。

　　尽管如此，对国际大米涨价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特别要关注国际米价对我国的长期影响。现在看，全球已经进入一个“高粮价”时期，这就对国内市场心理预期产生一定影响。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到要严格控制出口，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目前出口粮食是赚大钱的，控制粮食出口就在现货市场上隔断了与国际市场的过紧关系。当然，期货市场还是有一些联系，包括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等期货价格，跟芝加哥谷物市场的期货价格波动走向还是一致的。

　　当然，严格控制出口并不是完全禁止出口。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头两个月我国出口大米34.5万吨，同比提高37.31%。有些言论将国际米价上涨归结为中国停止出口大米造成供应紧张，既不符合事实，也是不负责任的。

　　三联生活周刊:稻米是一个很敏感的品种，改革开放的30年里，市场粮价数次大起大落，好像均因大米供求波动引起。

　　包克辛:我国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口已占到60%，稻谷总产量中的86%用于口粮消费，可以说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过去20年，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我国城镇大米消费量增加了80%以上。目前国际上大米贸易量总共只有3000万吨，仅占我国消费量的1/6，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持一个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库存也是意义非凡。不可能指望别人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特别是粮食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

　　前几年，我国稻谷生产和消费之间一直有缺口，近年随着国内粮食生产恢复发展，基本实现平衡，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目前我国大米产需平衡有余，还有4000万到5000万吨的库存储备，完全有能力满足国内需要，稳定市场大米价格。正如温总理所言，中国的粮食能自给自足，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温总理最近有句话被反复引用，就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国家的物质基础决定了对很多产品的话语权，有些产品没法控制，比如石油，因为我们国家产量比较低，一半以上依靠进口，国际上价格上涨就传导进来了。对控制粮价这一块，储备和调控的职责主要是由中储粮来肩负吗？

　　包克辛:对中储粮总公司可能大家比较陌生，这并不奇怪。总公司是2000年组建的，到今年才8个年头，在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中算是比较年轻的。总公司专职从事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这一块属政策性业务，与市场化竞争企业不同，我们的首要职责是将中央储备粮管理好、经营好，做到数量真实、质量良好，确保国家急需时调得动、用得上。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保障”，当消费者既能够买得到、又能够买得起所需粮食的时候，这其中的确包含着我们付出的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有个疑惑，我们国家从1995年开始经历4年粮食丰收，在1998年达到51229.5万吨历史最高水平的粮食产量，当时也是“手中有粮”，但国家却为长期低迷的粮价和过于庞大的库存负担付出了沉重代价，并未因为“有粮”而调控从容？

　　包克辛:这正是中储粮成立的背景之一。事实上，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储备，早在建国初就专门建立了应对灾荒和战争的储备粮，那时候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粮食大丰收，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政府将粮食收购起来，建立了国家粮食专项储备。

　　有了专项储备，我们成功地平抑了1993、1994年出现的粮食“涨价风”，为稳定市场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那时的储备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产生了不少问题和矛盾:数量不实、质量不保，出现丢粮、坏粮现象，需要的时候调不出、调不动，销售也不畅，形成大量亏损坏账。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保障储备制度正常运转，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大决策，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决定组建中储粮总公司。在垂直管理体系中，我们对分布在全国的直属库的人、财、物实行垂直管理，各项指令一竿子插到底。有了这样的制度基础，政府不但能掌握充足调控粮源，而且具有可靠的调控载体，能有效应对市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2004年，我国全面放开了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再没有出现过去粮食市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

　　总公司组建，国家交给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实现“维护农民利益、维护市场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这些年我们的库存粮食品质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彻底消灭了陈化粮，能够随时提供充足、优质的粮源。

　　三联生活周刊:粮价是个复杂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的粮价恢复性上涨，通常被看做长期压抑的农产品价格的合理回归，但也无法忽视国际市场的影响。当时美国、日本、欧洲、韩国都是采取高补贴政策，多哈回合谈判有一条就是要求这些国家放弃补贴，因为它们把粮价压得很低，整个发展中国家就补不起，农民利益受损严重。现在这些国家放弃了高补贴政策，实行了高粮价，粮价又涨得很快。中储粮要服务国家宏调，但分寸又要中储粮自身把握，这是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包克辛:在谈到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必须看到，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业特别是粮食发展采取扶持和保护政策，而且越是发达国家这一点越是明显。这说明各国政府都清醒地认识到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和战略产业，也是最需要保护的弱质产业。

　　落实最低收购价是中储粮执行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之一。前两年国家正式取消了农业税。那之前，农民必须将部分粮食作为“定购粮”卖给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可以自主决定卖给谁，但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政府制定的最低收购价水平，国家必须实行保护性收购。

　　表面上看，都是农民把粮食销售给国家，但以前是农民“必须卖”，现在则是政府“必须买”，前者强调农民的义务，后者强调政府的责任。这一点变化，折射出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市场规律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适应这种转变，从2005年起中储粮总公司连续3年在10多个粮食主产省开展保护性收购，涉及东北玉米和粳稻、黄淮海地区的小麦、南方早籼稻和中晚籼稻，累计收购9200多万吨粮食，通过这项制度性安排，加上其他政策配套，彻底解决了“增产不增收”和“卖粮难”等问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充分保护，才有了从2004年开始的连续4年粮食增产，我们面对全球高粮价挑战才更加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