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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联合国不得不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了。4月28日,秘书长潘基文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主持联合国粮食工作会议,联合国27个关键机构派出代表参加会议。
据法新社报道,这次会议将力图协调主张地方保护和主张开放市场、支持发展生物燃料和发对生物燃料等各派间的冲突。潘基文指出,粮食价格飙升已演变成真正的全球性危机。全球买不起粮食、需要帮助的穷人估计已增加到1亿人。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谷物价格暴涨,已造成37个国家陷入紧张状态,粮食暴乱一触即发。现在,就连产粮大国也没能幸免,包括越南都出现了抢购大米的狂潮。
亚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如果说,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这一地区饱受煎熬,那么,这次给他们带来焦虑的是更为要命的粮食。2008年4月17日,全球基准的泰国中质大米的指示性报价达到每吨950美元至1000美元区间,而在今年3月之前,这个价格仅为330美元左右。
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大的粮食消费国———中国的粮价却异乎寻常的平稳,甚至在CPI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依然我行我素。目前,中国普通粳米的批发价每吨不到3000元人民币,与国际市场上7000元左右的价格相差一倍有余。
中国缘何“免疫”
在过去两个月,粮食危机已经表现出类似于金融危机和禽流感的极强的传染性,在一个地区爆发之后,它会迅速蔓延扩大。起始于菲律宾的粮荒,已经在整个东南亚,甚至非洲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但是这一危机却并未传导到中国,是什么让中国具有这样的免疫力?
美国农业部制作的“世界大米生产、消费和库存”数据显示,2007/2008年度,泰国稻米的产量是1860万吨,自己消费却只有960万吨,这意味着它有接近一半的数量要出口,越南、印度和埃及这些传统大米出口国情况也与此类似。这些国家的出口量占据了全球大米贸易的2/3。所以当这些国家同时削减大米出口时,国际米价必然应声而涨。
与此同时,中国2007/2008年度预测大米产量为1.295亿吨,而同期消费预测为1.27亿吨,几乎是1比1的关系,供需基本平衡还略有结余。
“全球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地都是在中国,自给率基本上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大米价格相对比较稳定,而且调控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位粮食系统人士说。
他同时表示,中国的粮价既不会同东南亚市场挂钩,也不会像油料作物和食用油价格一样,与世界市场同步上涨,原因在与这二者不同的消费特点。
2007年,国内外植物油市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受世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在生物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平衡关系发生改变。同时,美国、中国等大豆主产国产量低于正常水平,国内外植物油价格出现暴涨行情。由于国内植物油需求量的60%靠进口油脂油料满足,国内的植物油市场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国际市场融合在一起。
国内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有小麦期货品种,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有玉米期货品种,因为国际国内期货市场的趋同性,这两家交易所的相关期货合约也有了相当大的涨幅,以郑商所的小麦701合约(2007年1月到期)为例,8月14日开盘价1448元,12月13日则飚升至1615元,涨幅11.8%。
强悍的调控
在中国粮食系统的官员看来,现在还没有到为中国粮食供应问题发愁的时侯。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在3月初就表示,目前中国的粮食库存和市场供应都很充裕,他认为短期内不会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
政府部门这样的表态,源于其对粮食库存的信心。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披露,国家现有1.5亿吨到2亿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
在2005年以前,中国的粮食储备分为国家储备、地方储备和老百姓的民间储备。从2005年开始,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防止“多收三五斗”的情况出现,国家出台了最低收购价的政策。政策要求,当市场粮价低于国家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时,要求国有的、地方的粮食企业和一些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按照最低收购价敞开收购。
“由于近年粮食产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国内的库存比较大,中储粮也每年在更新粮食,所以出台最低收购价政策,使得农民能够以相对合理、相对高一些的价格来出售粮食,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上述粮食系统人士表示。
然而,这一政策却无心插柳,成为国家调控粮价的一个重要手段。
最低收购价使农民手中的粮食储备得以集中,变成了国家的临时储备。以小麦为例,2006年国家首次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当年国家在小麦主产区累计收购托市小麦数量达4121.8万吨,2007年国家再次在小麦主产区收购托市小麦4217.3万吨。
这意味着国家又掌握了大量的临时储备,这些储备在调节市场价格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2006年开始,国内粮食市场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价格有走高的势头。这时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粮源,即靠最低收购价收购的临时储备粮,这些粮食通过拍卖的方式投放市场,起到了增加供应量的作用,使得谷物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也使得国内需求得到满足。
如何持续
但目前看来,这一调控体系尚难称完美。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指出,现有的粮食调控体系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但这是有代价的。中国的粮食调控政策被认为是一个CPI和农民利益妥协的产物,对比现在CPI飞涨而粮食价格异常平稳的局面,让人无法不对农民利益问题产生关注,也对这种调控政策的可持续性产生质疑。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产业所蓝海涛博士正在从事有关农业补贴的课题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传导到化肥,以及人力成本上升,这两个方面都对农产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很大。
王晋是一家农化资料公司的湖南销售经理,从2007年底开始,化肥价格一路上涨,到今年4月,有些品种的化肥价格已经翻了一番。而随着化肥价格的高涨,农民都开始观望起来,大家都期望过高的化肥价格可以降下来。事实上,也没有农民买得起如此高价的化肥了。
“现在上游供货价格涨得太厉害,结果下面的农民买不起,公司在化肥这一块的业绩只有往年的一半不到。”北京新禾丰农化资料有限公司湖南销售经理王晋给《新世纪周刊》算了一下:“价格涨得厉害的是钾肥,已经涨了1倍多,从去年的1900元/吨涨到了现在的4000元/吨,都翻了一番了;尿素从去年4月的1500多元/吨涨到了2800元/吨,涨了80%多;磷肥涨了将近40%,复合肥也从去年的2800元/吨涨到了4000元/吨。”
而农民也因为化肥价格上涨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农业生产急需使用化肥,另一方面高企的化肥价格又让农民望而却步。
这样的苗头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3月2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决定在2月8日已经调高了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的基础上,再次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最低收购价水平调高4~10%,并提出粮食综合直接补贴亩均提高135%,小麦、玉米、稻谷良种补贴范围扩大致8.8亿亩等十项加强农业与粮食生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