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官员成楼市“倒爷”,怎愿遏制房价?

　　限价房本来是政府为了抑制高房价，动用公共财政补贴中低收入人群，以解决他们住房困难的惠民工程。而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价房项目不仅专供市直机关，而且被公务员大肆高价倒卖，从中牟利至少五千多万元。市民说，多少家庭“望房兴叹”，限价房成了机关干部的“提款机”。（4月20日《经济参考报》）

　　上至部委机关，下至县市部门，类似大有权力自肥和集体腐败嫌疑的案例，在楼市当中几已成为家常便饭，媒体隔三差五就能曝光一起。和山西忻州一样，很多明摆着让官员得益的事情，却偏偏打着“市委市政府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落实科学发展观，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之类的愚民旗号；而且，在各种并不高妙的云山雾罩之中，楼市权力自肥的途径又何止“限价房成公务员小区”这一种。

　　类似权力自肥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涉及官员群体面很广，并非某个别官员的个人作为，因而似乎往往难以追究责任，甚至从未被严格追究过责任。在这种集体腐败无意识的染缸里，公务员非但不能为之感到耻辱，反而视之为应理该当，进而相互之间争抢激烈，非某某级别官员人手一套，不足以成为“干部安居乐业的载体，实现安定团结、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

　　所谓法不责众，大家都有份，大家都这样干，因此不干白不干，干了也白干――楼市集体腐败的可怕之处正在这里，它对整个官员群体无疑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负面示范，在惩治不力与约束缺位的情况下，会让这种自肥习气在大范围内迅速扩散，以至最后成为一种异常普遍的官场潜规则。当年的克拉玛依大火产生了臭名昭著的“让领导先走”，而在当今的疯狂楼市中似乎也在流行着“让领导先得”――不仅房地产领域腐败案件高发可以证明，更有集体腐败无意识的楼市潜规则发酵。

　　诚如重庆市长所言，“只要动脑筋政府可以控制住房价”；问题在于，当政府官员成为楼市暴利的既得利益者，期盼房价更疯狂地暴涨还来不及，又怎么肯去动脑筋打压房价呢？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是此前一次又一次房产新政“国N条”，最后大多落得个无疾而终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于公，地方政府能从高企房价中极大受益；于私，政府官员也是房价暴涨的既得利益者――于公于私，遏制房价均非政府官员所愿，遏制房价自然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本次房产新政目前似乎引起了不错的市场反应，但谁也不能确定这是否一种虚伪的幻象，或者一场刻意的双簧。房产新政遏制房价的精准度和可操作性再好，倘若得不到严格有力的执行落实，一切仍然是零。遏制房价的关键在于落实政府责任，落实政府责任的关键在于严格问责严查腐败，将调控楼市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核心指标。如果说类似楼市集体腐败案件暂时还难以禁绝，那么公众至少需要看到整治的决心和严惩的态度，来几次“杀鸡儆猴”也许是狠刹楼市集体腐败之风的当前必要。（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