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骁：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一条新路
（原载《湖南房地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十八大后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亦是最大的改革“红利”。问题是新型城镇化道路该怎么走？
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80%，过几年人口到达15亿时，未来12亿人将住在城里。现今，城市人口有6亿多，意味着未来5亿多人要进城。推进城镇化必然受到资源环境约束，把所有农民集中到大中城市，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当前大中城市凸现的“城市病”导致的效率低下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推进城镇化就需要另辟蹊径，就地城镇化或许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何谓“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欧美发达国家及我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照。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具有远见和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亦认为就地城镇化更符合中国国情、更具实用价值。笔者认为实现就地城镇化对中部省份湖南也具有现实意义。但“就地城镇化模式”如何生根发芽，各行为主体如何参与这一进程则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就地城镇化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首先是制度方面的安排。三个核心点是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土地制度改革短期目标是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让其公平分享溢价。接下来是对农村土地确权赋能，允许自由流转，不仅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民的重要财产宅基地也应允许入市流转，而农村土地整治的土地增值收益也应大部分返还农村。只有农民的重要资产——土地权利得已保障，可获得增值收益，才有底气、愿意进入小城镇工作生活。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方向，但相关配套制度、法规等出台及施行尚需时日，但改革前景乐观。
另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就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肯定公民的迁徙自由、居住自由和城乡平等。应该降低农民入城门槛，消除农民进城障碍，放宽户籍准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方面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已明确放宽建制镇及小城市落户限制，但问题是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承担巨额的农民市民化的转轨成本？
同时，还应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人口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城镇化”是一场平权运动。
以上三个核心制度安排概括起来说就是“足底气、降门槛，享平等”。唯有让人口及土地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就地城镇化才有生长空间，才可自然形成城镇体系。
其次，产业支撑是关键中的关键。如何让进入小城镇生活的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能致富？产业一定规模的积聚是关键，只有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并为服务业繁荣提供支撑，城镇化才能快速推进。因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高，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业吸纳大量农民就业，就地城镇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了产业的反哺，地方政府才有财力不断为城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民生。没有产业作为支撑，或者根本没有条件发展工业，就盲目推动就地城镇化，肯定难以走通，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重要方向。
地方政府该怎么做？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要先行。对于有条件实现就地城镇化的区域，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完善城镇综合功能，培育宜业、宜商、宜居的环境。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基础设施建设中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尤为重要。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加快, 才能降低生产要素集聚成本,使相对分散的农村也能产生资源的集聚效应。地方政府要持续加大教育、卫生、文化等投入，引导和鼓励文化、教育、医卫、水电、公交等企事业单位采取联合、集团化等模式，将自身优质资源向中小城镇、乡村延伸扩展，保障公共服务公平、均衡供给，并实施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其次，关键仍是培育小城镇自身的造血功能。需要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增强产业承接能力，逐步提高服务业比重。做大做强县域经济、镇域经济和民营经济，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稳定来源。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多元投入机制和产业转移激励机制方面，引导鼓励城市工业企业向小城镇梯度转移，激活小城镇发展的动力。同时优化创业环境，鼓励和吸引在大中城市务工、有一技之长和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心镇、新社区、中心村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小城镇产业发展，并可考虑设立财政专项资金，提供贴息贷款。
此外，还应推动“扩权强镇”。上级市、县政府应适当放权、授权，下放部分行政权力，并赋予中心镇更大的财政权，上移部分事权。
地方政府不能越位。政府应该干好该干的事，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政策扶持，剩下的让市场来变魔法，不能越俎代庖，干了应由企业干的事。市场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政府是不可或缺的配角，不能抢戏。还要尊重农民意愿，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需求，因地制宜推进就地城镇化，绝不能搞“一刀切”和在农村盲目“造城”。
企业该如何做？
中小企业是农村地区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主体，但它们的发展往往会遇到选择产业方向难、选择项目难，融资难、征地难、招聘人才难、管理难等一系列问题。
企业在选择产业方向及项目上，应立足当地优势和自然条件，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产业模式和项目，同时主动对接区域性经济辐射及产业转移。例如，长株潭地区重化工业、高科技产业、轻工业都较发达，周边小城镇的中小企业应积极融入产业集群的分工体系中去，选准切入口。湘南一些小城镇，可积极抓住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项目对接，发展劳动密集型及出口加工型企业。湖南农产品资源丰富，中小企业可发展农产品及土特产品深加工、精加工，企业应高瞻远瞩，开拓省外市场，甚至瞄准国际市场。湖南山清水秀，人文底蕴深厚，中小企业可依托名山名水、名人古迹，利用自身的原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大力开发旅游业。
对于征地与融资等问题，需与地方政府积极沟通，瞅准其对招商引资抱积极态度的心理，争取一些政策上的支持与优惠。地方政府也应建立农村地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中小城镇中民营企业多采取家族式管理，企业规模小时有其优势，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还是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队伍，实现现代企业管理。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许多中小城镇产业基础不完善，产业条件不具备，而我国产业结构又处于深度调整过程中，企业家在投资项目时，应谨慎评估行业前景与市场空间，避免盲目投资，泥足深陷。
农民该如何做？
进城务工、经商、定居当然是首选。对于宜工、宜商还是宜农？农民兄弟自己是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的。在不愿意进城的情况下，可以兴办规模养殖、规模种植和规模加工，或者参与这种经营与分工体系中来。许多地方农产品生产已经形成了“公司+基地”、“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就地城镇化其实与农业现代化并行不悖，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参与就地城镇化的模式。在观光旅游、观光农业发展较好的小城镇，可以发展农家乐，拓宽增收渠道。
农村电子商务也是发展方向，我国许多地方农村网店已经显现集群效应。电子商务一是降低了农民的销售成本，二是通过网络容易找到有效的购买者。电商已渗入农产品产业链，农民兄弟可以参与电商经营、物流配送，分得一杯羹。特别是长株潭地区周边小城镇已具备服装、鞋帽等轻工产品电商发展的条件。从惠农、支农的角度政府需加大对农村电商的扶持，特别是冷链物流方面，以推动生鲜类农产品电商发展。
推进城镇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采用何种模式、走哪种路径仍值得深度探讨。就地城镇化不失为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