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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波
“黑天鹅”意味着难以预测的小概率事件,“灰犀牛”则意味大概率的潜在危机。所有人都面临灰犀牛危机,它一直潜伏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对于这些可以预见的危机,政府、企业却往往选择视而不见,直到它们近在眼前。
但被问起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灰犀牛危机是什么时,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回答:“房地产泡沫,这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一个矛盾。”
《人物》:针对灰犀牛危机,你说它的攻击时间很难确定,过早回应和预防,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并非是所有公司、组织有能力承受的。在你看来,出现哪些迹象后做出回应更为合适?
米歇尔·渥克:对不同危机来说,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防范灰犀牛危机时,先要想清楚你在寻找什么样的迹象,你先有一个方向,再去搜寻相关的信息。这时候,你要先确定哪些是比较紧急的事情,你需要考虑你的沟通策略。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员工,预感到灰犀牛危机时,首先你要去跟那些可能了解这个事情的人去沟通,对方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个事件的紧急性,但他得有影响力,对这件事情有决策权。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CEO或者经理,首先你要鼓励员工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你要承认危机,不能否认,否认其实是讳疾忌医,会带给公司更大的危机。第二,让每个人建言,让他们发表对潜在危机的看法。你要有同理心,去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好去奖励那些提出灰犀牛危机的员工。
总之,前期的沟通策略非常重要,你不可能说服所有人,所以你要将精力放在一部分人身上。经过充分的沟通后,当决策者意识到危机并有了对策之后,才能做出合乎情理的回应。这没有捷径。
《人物》:你在书里也提到,面对严重的灰犀牛危机时,人会因为害怕失去了抵抗力,选择否认危机的存在。走出这种否认阶段的关键动力是什么?
米歇尔·渥克:伊恩·米特洛夫提到接受痛苦的五个过程,第一个就是否认,人在短时间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他从否认到接受有一个过程,谁也没法避免。但对灰犀牛,现在、当下永远是走出否认的最好时间。你应该设定一些防范措施,最好是有一个预警系统,比如说你管理公司,你要问自己,我的决策今天是不是够好,我这个团队能不能保证接纳不同的声音,我的员工对公司的满意度如何,还有公司的人员配置、组织问题等等。你要把这些问题放在你的决策机制框架内,经常去审视这些问题,你就可以避免灰犀牛危机,或者等它来的时候,你也会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该如何应对,而不是去否认。认清这种危机的严重性,是走出否认阶段的关键。
《人物》:即使在遭遇灰犀牛危机之后,人们依然抵触行动。比如索尼的黑客事件,2011年和2014年前后两次陷入同样性质的黑客攻击,导致索尼在钓鱼病毒和木马病毒面前不堪一击。在你看来,索尼这样拥有完善风控体系的大公司迟迟不愿做出应对的原因是什么?
米歇尔·渥克:这个公司没有否认危机,它承认有这个危机,也理解危机的危害性,但它没有很好地把它转化到行动上。其实就是短板理论,在一个大公司,领导层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影响到每一个员工,这些员工因为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都很好地执行你制定的这个决策,这也是一个漏洞。所以最后就落到了执行力层面上。
《人物》:有人说应对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最考验人的预测能力和想象力。对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最考验人的应变力和行动力。你同意吗?
米歇尔·渥克:是的,不过对于灰犀牛事件,还有一个能力很重要,就是对信息的解读能力。当你遭遇灰犀牛,非常考验人在短时间内对情势的分析能力,对信息的解读能力。应对灰犀牛,一般有三个环节,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正确解读相关信息以及开始行动。其中,能正确解读相关信息是最为关键的,如果解读错误,会给企业或者组织造成更大的灾难。
《人物》:如何提高对信息的解读能力?
米歇尔·渥克:建立一个好的决策机制。对企业、组织来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收集意见的机制,让决策人能第一时间收到下面员工的不同反馈。对政府来说,需要多方面考虑,决策时切忌只为维护一方的利益,比如银行的利益,结果顾此失彼,伤害到其他行业的利益。总之,这个过程里一定要防止群体思维,保证不同意见参与进来。
《人物》: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建立自己的大数据,以更有效地应对黑天鹅和灰犀牛等危机事件。斯诺登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大规模监控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向不理解的情报内容中添加了更多的内容,如美国公民日常生活的信息。这加剧了我们的信息处理难度。”你怎么看?
米歇尔·渥克:首先大数据可能会涉及道德上的问题,再者,大数据的价值倒不是说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信息,关键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个数据,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它还是很有价值的,我们现在还是处于学习和利用大数据的一个初期阶段,到我们学会很好地利用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拭目以待吧。
《人物》:针对金融领域的灰犀牛事件,你支持像德国、瑞典等国家事先建立一个稳定机制。不知你对中国经济有关注吗?在你的观察里,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灰犀牛危机是什么?
米歇尔·渥克:房地产泡沫,这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一个矛盾。中国政府现在是一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扩张可以拉动经济,但也有很多泡沫,这可以参照美国的很多例子了(笑)。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政府很好的一点是高度集权,它能更加自由地、不受任何约束地确定改革实施的时间,这是西方乱七八糟的民主会议上绝对实现不了的。但是,如果没有不同声音也是存在风险的,领导人得不到全面的信息,就可能给出错误的指示,或者错过必要的指引和提醒。兼听则明,对中国政府来说,尽量收集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才能防患于未然。
《人物》:你说拖延症是导致灰犀牛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你也提到在某种情况下,拖延可能是一种必要的折中措施。比如说呢?
米歇尔·渥克:有策略性的拖延是说你意识到这个危机,你知道要去做什么,你有一个长远规划,但是你可能在等一个对的时机,时机非常重要。比如说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一些国家马上又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结果很不好。再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它意识到国家的经济需要这么做才能发展,才不至于停滞不前带来更多问题,但中国对它的市场经济开放一直有严格的控制,一步一步往前走,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人物》:哈佛大学的Tim Urban是一位研究拖延症的网红,他强调说“非拖延者是不存在的”。你同意吗?我很好奇,你在彻底搞清了灰犀牛事件的原理后,能完全避免这种风险了吗?
米歇尔·渥克:拖延症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之前有个男生总是拖延,他在开始开发自己的一款App后,发现自己不拖延了。所以拖延一方面从侧面反映,你可能没有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至于灰犀牛危机,你永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你只能提高自我意识。你脑袋里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有一个处理危机的机制,以后遇到问题怎么去思考,慢慢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应对机制。
(出处:中财网 2017年0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