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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院门往里走,走过搭建在路旁的一间窄窄的厨房,就是王大妈的住房。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张方桌和一个柜子,柜子里放着些锅碗瓢盆,中间是一台21寸旧彩电。
王大妈的日常生活都集中在这间房子里。她已经习惯了周围的一切,包括每隔四五分钟地铁一号线给地板带来的明显震动。
离别总是难舍。“这儿多安全啊!”王大妈说。
在这里,晚饭后,王大妈可以悠然地到天安门遛弯儿;白玉兰盛开的季节,她可以赏赏长安街上的玉兰花;在这里甚至可以不用钟表,因为斜对面电报大楼每到整点就会敲起响亮的钟声??
持续了几十年的生活节奏,就要改变。
4月1日,西长安街道路拓宽拆迁工程进入施工阶段。这一项目位于西城区西长安街新华门南侧,东起石碑胡同,西至中组部办公楼,北起长安街南沿线,南至西安福胡同、东安福胡同西段、东安福胡同东段南延50米。拆迁范围内共有居民 778户,单位42户。
“这是唯一一段现存的老北京的长安街。”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老字号的揖别
“六福居”是一家老餐厅,位于大六部口西北角。由于紧邻长安街,这家饭馆的生意一直不错,经常需要等座。
4月初,本刊记者来到这里,餐厅已经搬离,大厅空空如也,“六福居”三个大字的“六”和“居”还在,“福”字却已不见。旁边一位老居民说:“这是把‘福’带走,叫‘留福’呀!走到哪里,生意都能做得兴旺!”
第一批搬离的还有摄贸金广角,这是一家国营摄影器材店,上世纪80年代由崇文门搬到此地,被誉为京城第一代摄影发烧友的摇篮。
搬迁后,摄贸被拆分为几部分,其中一部分被安置在距旧址不远的北新华街6号。本刊记者找到这家新店的时候,摄贸金广角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司长宝正在忙着进货,安排新店的工作。“这一处的营业面积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他说。
至于有着102年历史的西长安街邮局,如今已成平地。紧随其后正在搬迁的,还有柳泉居豆包专卖店、老百信大药房、张瑞林书法艺术院等。
处于拆迁区的安福胡同里流传着两段历史故事。清朝乾隆皇帝宠爱来自新疆的香妃,因民族习惯不同,香妃不便住进皇宫,乾隆将她安置在宝月楼(今新华门处)居住。为了让香妃能望见族人,以排遣乡愁,乾隆安排香妃族人聚居在西长安街路南的街巷中,即今东安福胡同一带,时称“回回营”。
《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三载,乾隆御制宝月楼诗云:“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据老居民介绍,胡同里原有一座清真寺,如今已经残破,深锁在一个院子里。不过如果在胡同里细心寻访,仍可看到数百年前回部建筑的遗存---一段汉白玉拱门,拱门上精美的雕花,流露着浓郁的伊斯兰风情。
北洋军阀时期,安福胡同曾是盛极一时的段祺瑞(皖系)军阀政治集团的大本营。1917年11月,段祺瑞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政治,在安福胡同布置了一个庞大的房舍,作为他那一派军阀政客聚会之地,起名叫安福俱乐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政客就叫“安福系”。由这个派系操纵选举的议会叫“安福议会”。这个派系控制北洋政府,从民国六年(1917)到民国九年(1920)。民国九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失败,安福俱乐部被封。
专家感到挠头的花墙
安福胡同附近有许多名字带“栓”字的胡同,如北小栓、南小栓、东小栓等。这与明代宫廷制度有关。明代,官员上朝、办事,有的会骑马来,但是宫廷中大臣不得骑马,因而绝大多数的官员都要在长安右门外下马、拴马。直到今天,在胡同里走走,偶尔在民居的墙上还能看到拴马环,斑斑的锈迹诉说着历史过往。
不过,文物专家说,这个地段总体上文物价值不高。让文物专家最感挠头的是,如何处理矗立在这片民居与西长安街之间的那段灰色花墙。
这段长200米左右的花墙大有来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政府接管了清室的西苑三海,并将中海和南海作为总统府,从那时起,中海和南海被合称为“中南海”。
按中国传统,府邸的正门要开在南面。袁世凯为了显示总统府的规格气派,将位于中南海南墙内仅几米处的宝月楼下层当中三间打通,改建为大门。又将挡在门前的皇城红墙扒开一段缺口,加砌了两道“八字墙”,使缺口与大门衔接。改建后的宝月楼,被命名为“新华门”。
当时,新华门对面是一片杂乱破旧的老房,为改善总统府前的观瞻,便砌筑了这道西洋式花墙。
这一系列工程,都是由当时的内务部总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的。“墙与新华门之间的比例非常协调,设计很高明,突出了中南海。如果拆掉,新华门看上去会变小。”谢辰生说。
如何处理这堵保存十分完整的花墙,谢辰生说目前仍在研究中。一个方案是整体往南迁移,另一方案是原地保存。
中国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新的规划如果说避不开这堵墙,搬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可以回避,就原地保护。好在目前并没有人主张要完全拆除这堵墙。”
4月14日,本刊记者看到,花墙旁长安街边的槐树已经被砍伐。“太老的就不要了,树龄小的会移到别的地方。”
高度重视的拆迁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孟庆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次采取政府主导的拆迁方式,由政府成立拆迁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
“工程与建国60周年庆典没有必然联系。”孟庆利说,该项目完成后将全面实现长安街整体规划,提升交通承载能力。“长安街新华门段由于路窄,经常出现拥堵。拆迁完成后,这一段将由目前的双向8车道拓宽为双向10车道,交通将得到改善。”
在拆迁补偿上,孟庆利介绍,此次拆迁首次按市场评估价格进行货币补偿,评估经过专家认定,并得到市主管部门批准。本次拆迁区域内所有住宅房屋的补偿基础价格为每建筑平方米30706元。
为鼓励居民在规定期限内尽早腾退房屋,拆迁指挥部还对提前搬家的居民采取奖励措施。在4月6日前搬家腾房的居民,每户给予提前搬家奖励费2.5万元,重点工程配合奖励费5万元,合计7.5万元。
考虑到拆迁居民需要一段时期的搬家周转,拆迁指挥部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进行一次性补助。拆迁居民还可获得其他补助,包括移机费每部电话补助235元,有线电视费每户补助300元,空调移机费每台补助400元以及住宅房屋每平方米20元的搬家补助。另外,残疾户家庭和低保家庭将各得到3万元补助。
4月10日,奖励期已结束,孟庆利告诉本刊记者,签了拆迁合同的大致是一半左右。
王大妈还在犹豫,“我的房子面积是28平米,按照补偿价格我没法在周围地段买房子。”
孟庆利介绍,指挥部筹集了三处限价房源供被拆迁居民选购,分别是昌平区东小口的溪城家园(均价6500元/平方米),朝阳区常营的富力阳光美园(均价5900元/平方米),海淀区上地的美和园(均价6600元/平方米)。此外还提供了部分二手房、商品房等房源信息。
“那都是五六环以外了。”王大妈说,一个人住到郊区,看病不方便。她没有退休金,因而算账格外仔细,“住楼房要交物业费,用抽水马桶还得交水费,样样都需要多花钱。”
据本刊记者了解,这个地区整体居住条件比较落后,户均住房面积不足20平米,目前已经搬走的居民大多是拆迁面积较大的或者已经在其他地方购房的。
一条显赫大街的60年
一项面对长安街行人的问卷调查中,有人提出,座椅没树,没遮挡,坐下来就烫屁股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北京报道
1950年6月,为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林荫大道”工程在长安街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根据规划,从东单路口到西边的府前街东口,在原有15米宽的沥青路南北两侧,各修一条15米宽的新路,新路与旧路之间,种上了四排高大的乔木。
“当时我们参加拓马路,还在王府井砌高台,有两三米高,同时要清理沿街很多垃圾。”北京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当时才上初中,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也参加了修建大道的“义务劳动”。
此时,一幅关于“长安街如何建设”的规划蓝图也慢慢展开。
请苏联专家帮忙规划
“解放后不久,苏联专家先做了一次规划,图画得特别简单,就一大条。”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董光器翻开城建档案,指向1949年苏联专家设计的长安街行政建筑设计图。其中,苏联专家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
这一设想却遭到中国本土专家的反对。1950年,梁思成、陈占详刊印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建议在西郊发展新的行政中心。
“就这样,围绕着‘行政中心区位置’的讨论,全国建筑师聚集到北京,反复做规划方案。”赵知敬回忆说,整个5 0年代对长安街的规划,虽然做了很多,但思路并不太清晰。
1951年,纺织部、燃料部、工业部在苏联专家提议的空地上一一开工。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今儿盖一栋楼、明儿盖一栋楼”。
北京急需一个整体规划方案。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6月下旬,又指定了几位老干部,抽调少数党员青年技术干部,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后,北京市委第一次向中央上报了统一的城市规划意见--- 《改建与扩建北京规划草案要点》。
行政中心最终被确立在旧城,长安街作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被明确提出。但长安街的布局依然不很清晰。
1955年到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的赵知敬回忆,那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规划专业。于是决定邀请苏联专家来做详细规划。“我们当时就听苏联专家讲课,每天看苏联的教科书。”在“苏联专家结合娃娃兵”的模式下,完成了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
在这份方案中,长安街的蓝图基本绘定。新的北京城被定性为“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长安街则肩负起全力体现这一主题的重任: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大马路主义”
1958年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主任的陈干,对长安街作为北京“东西轴线”的建设,满心憧憬。他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形成有别于紫禁城的轴线,与传统的南北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确定出北京城新的 “零点”(城市坐标)。
在赵知敬这些老北京心中,长安街能作为“东西轴线”是由它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它是北京旧城最宽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而且又临近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在历史上正式的长度只有3.8公里,从东单到西单。“东单往东到建国门,西单往西到复兴门都没有路。要走,只有穿胡同,拐几个弯,就跟血管似的。胡同只有6米左右的宽度。每天公共汽车在里面满满当当地开着。”赵知敬回忆说。
这样的格局在1958年被彻底改变。国庆十周年前夕,西单到复兴门的邱祖胡同等,东单到建国门的裱褙胡同等,全被拆除,修起了35米宽的沥青路,复兴门到建国门全线贯通,长安街长长了---6.7公里。道路彻底打通,为两侧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十年大庆为长安街的建设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在董光器看来,如果只有3.8公里,长安街根本没法进行大规模建设。
在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一个禁区也在打破:古代建筑不能动。事实上,从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和右门开始,“古建筑的拆与保”的交锋就在不断上演,当长安街向着具有“首都风貌”的大干线思路发展,双塔寺、牌楼这些古迹,都随着不断翻新的长安街景象,走入历史。
由是,长安街的改造,在关注北京城变迁的记者王军眼里,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59年10月,改造后的长安街呈现在世人面前。南池子到南长安街修起了80米宽的游行大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前,形成了东西500米、南北860米的大广场---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
此时,长安街沿线的建筑,除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饭店、民族宫等,还有在长安街南边的纺织部、煤炭部等部委办公楼。这些庄严而肃穆的大厦,随着国庆10周年,完成了长安街从规划草图走向现实的转变。一条以政治形象闻名世界的大街,从此诞生。
然而,“第一枪”打出没多久,便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国家大剧院没建成,科技馆也撂下了。”董光器回忆。直到1964年,经过三年调整,国力有些恢复。万里作为北京市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提出中央有一些办公楼可以集中在长安街上盖。
很快,北京市政府开始着手编制长安街规划。1964年4月,长安街有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方案,特别是确定了包括道路宽度在内的具体原则。
董光器表示,在此之前,长安街的马路宽度一直难以确定。“50年代翻译很多国外首都的资料,感觉到,作为首都的一条主要街道,道路过窄对交通影响很大。所以,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北京的马路要宽。”
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的意见相左,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委的态度坚决,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到1954年,对长安街宽度有了初步定论:不少于“100米”,至1958年最终划定为“120米”。“北京派出一个城市建设代表团到莫斯科考察西南区的建设,回来一比较,发觉北京的马路不够宽,就调整到了120米。”董光器说。
此后,长安街一直向1958年划定的“红线”努力。赵知敬说,现在很多地段,路宽已不止120米,“而这次大修,大剧院西边这条路是最窄的一段,一直想动。”
就这样,1964年的方案形成了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然而,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就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提出“长安街建设暂停”。
东方广场 的争论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
“85”方案中,长安街仍然是为了充分体现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存在。“只是增加了一些符合现代的情况,强调要有充足的绿化,还要有商业,把西单、王府井几大商业中心联系起来。”董光器说。
规划做好了,却没有钱。在董光器的记忆中,长安街建设的再次启动始于招商引资的大力推行。
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加速,商业和金融机构开始在长安街扎堆。“特别是港商很看重长安街的地位,这样,东长安街就盖了很多写字楼,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都跑到了西长安街。”董光器说。
随着外资注入,长安街10年间完成了此前40年的建设量。也有人开始担忧,长安街的政治意义在“软化”吗?
“作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盖楼要经过资格审查。不是国家级的行政办公楼,就是国家级的博物馆、文化建筑。” 董光器说。
市场经济的渗入,让标准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占了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17%。
为此,甚至有城市规划者给北京市写报告,要求坚持长安街的性质。90年代初,随着体量巨大、玻璃幕墙的东方广场突现长安街,争议骤起。
“东方广场原来设计的楼高是80多米,比规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而且是一整栋建筑,宽488米,像一个大屏风。”赵知敬回忆。
1994年,赵冬日、张开济等6位学者联名提出,东方广场大厦如果按照原方案实施,将改变旧城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在此前后,北京市召开了一个东方广场方案的展示会。
然而,规划界人士依然无法认同这个突破心理底线的规划。一位规划人士表示,把东方广场镶在长安街上,其他建筑都成了“孙子辈”。
问题最终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大厦在开工之后,被下令停工,重新论证,“一整栋建筑变成三组,高度分别定为5 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作了再一次妥协,把高度降低为48米、58米、68米。” 董光器说。
其实,这样的高度,仍然突破了长安街的规划。“知名开发商想把写字楼盖在长安街上,各区又急于招商引资,自然挡不住这股潮流。”董光器说。
拆了3000面广告牌
世纪之交,长安街边又起“拆广告行动”。
1999年炎夏,也是国庆50周年大庆前夕,长安街上的广告已相当“繁荣”,而拆除方案提出,沿街两侧建筑顶部的广告和牌匾全部拆除。
负责“拆广告”的是时任长安街及延长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主任赵知敬。在规划圈里折腾了大半辈子的他,决定“下大力气”让长安街的建筑恢复原有的轮廓。结果,行动刚刚开始,他便收到一封信件,“说长安街上的广告是一种市场经济的表现,要是拆掉,就等于否定邓小平路线。”赵知敬告诉《望东方周刊》。
不过,“上纲上线”没见效。广告牌和匾额最终都被拆掉,共有3000多面。
“那段时间,经常有人来找我说情。每一个拆掉的牌子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有人恨得想摘我点器官什么的。”赵知敬笑道。
2002年,赵知敬组织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完成了《全面建成长安街、完善天安门广场》的课题。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此次规划邀请了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两家大学,对长安街的行人展开社会调查。在问卷设计中,记者看到有“你对现在的长安街有什么感觉,有什么觉得不舒适的地方”这样的问题。
回答五花八门。有人提出,座椅没树,没遮挡,坐下来就烫屁股。“想看看普通老百姓对长安街的意见。”赵知敬说。
这样的规划思路,是否会让这条宽阔威严的街道,更加亲切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