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属殖民地银元对中国货币的影响

作者：天高云淡

到底有多少美洲的银元运到了中国呢？我们可以引用一些资料。１５８６年以前约３００,０００元（西元），１５８６年５００,０００多元，１５９８年及以前约８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元之间，１６０２年及以前约２,０００,０００元，１６０４年约２,３００,０００多元，１６３３年及以前约２,０００,０００多元，１７２９年以前约３,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元，１８１５年约１,５５０,０００元。从16世纪下半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后，每年由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美洲银元，一开始时为数10万西元，后来越来越多，到16世纪未时已经超过了100万西元，到了17世纪，增加到了200万多元，18世纪，增加更多，可能达到了3、4百万西元。一些西班牙的档案记载，1800年之初，一年中，有250万比索以上的白银用于运到了马尼拉支付与东方进行的贸易，而其中有约150万支付给中国。从1565年第一艘大帆船驶出，到1815年最后1艘船停航，一共有约值现在1百到2亿美元的白银支付给了中国。    中国国内的产银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白银总采进额为138201O0两。明代国内白银开采总约26353326两。其中自洪武至正德未，计152年的整个明代前、中期，白银采纳总额为12533226两，占明一代国内白银开来总额的47％多。明中期货币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前所未有的高度，仅凭国内开采远远不足白银周转之需，隆庆开始的外国白银大量流入，才得以解决了中国白银的供需矛盾。    明代自洪武四年正式颁令禁海起，一直以"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为国策。隆庆以前，东西洋的商货交往，多以使臣贡纳，朝廷回赐方式进行，且不征其税。正德、嘉靖虽曾试行对"夷船货物""十分抽三"的"抽分"制，但遭到遵守祖制的官员反对，更由于明朝对货物超值数倍付偿，利润极厚，弘治以后，各国商船非贡期也频繁来华，冒充贡船来华从事贸易的商船也不断增加，作为对外国商品付价的白银外流额不断上升，成为加重当时已渐突出的白银不足问题的因素之一。正德、嘉靖时期，虽仍行海禁，但不仅未能阻遏外商来华贸易增长的势头，也未能抑制中国民间海上贸易发展趋势。    穆宗即位（1567年），正式改"海禁"为海上贸易开放。并凭借当时中国在海上贸易中所占的绝对优势，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导致大量外国白银源源流入，    澳门在１５、16世纪的海上环球贸易中是一处发光点，谱写了极其重要的篇章。    自１５５７年葡人正式人据澳门后，经过２０余年的经营，澳门于１６世纪80年代进入长达80年的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国际商埠以及东西方文化融汇之地。    在这黄金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大陆为腹地，以澳门为中转港的明代海上"丝银之路"，以澳门为中心，开拓了三大航线：澳门一印度果阿一里斯本；澳门一长崎；澳门一马尼拉一墨西哥。    透过这三大航线及其相互延伸，以澳门为中心向海外辐射，形成了国际贸易大循环。在这三大航线的运行中，中国经澳门运出了大量丝绸，海外经澳门运入中国大量白银，因而是一条名符号其实的丝银之路。    在"丝银之路"中，澳门成为世界性的丝绸贸易中枢，逐步形成了一个世界规模的丝绸市场，获利甚丰。应日本市场的需求、每年对日输出的中国生丝，其中五六成是葡商从澳门输出的。１５７８－－１６３８年的６0年内，每年从澳门运往日本长崎的中国生丝，由1500担至3000担。至于从日本流入澳门的白银，据记载，仅1636年即达235万两，而历年从日本流入澳门的白银可能达到了1亿两。从１５８０一１５９０年的１０年间，从澳门运往印度果阿的生丝，每年约为3000多担。从1574年至18世纪末的200多年间，从澳门经马尼拉至墨西哥的商品中，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首位，在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中国丝绸等占了六成多。    通过这三大航线，澳门成为世界白银交易集散地，大量流入澳门转往中国，数量惊人，每年都有较庞大的数字。    中葡交易，最初多是实物交易，从1582年以后，便由实物转向白银，包括葡萄牙商船向中方交纳的税项，也以白银计。1619-1631年，澳门一马尼拉交易进入鼎盛时期，每年从马尼拉流入澳门的白银，价值１３５万比索。据另一项统计，１６３１年，由菲律宾输往澳门的白银达１４００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明朝自永乐年至宣德９年（1403-1434年），即大明帝国鼎盛时期30年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２．１倍，还相当于明朝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人的３．８倍。    在这三大航线的回流中，大量贵金属流向澳门，澳门成了世界获取贵金属的中心。大量白银中，不少被葡萄牙商人用去兑换黄金，实现东方寻梦----黄金梦。而更多的白银还是流入了中国大陆。    葡萄牙人除在其东方的"三角贸易"中，把大量日本白银输入中国外，还每年将一定数量的本土白银，从里斯本运到澳门，购买中国货物流入中国。七十年代，杰弗里·派克据有关档案论述说："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时，葡萄牙人每年大约要用船向远东运去一百万西班牙杜卡特"，约合28750公斤，约为明制770500两，葡萄牙有档案直接证实这一说法，档案记载1601年，有三艘葡萄牙船驶往澳门，其中一般沉没于广东沿海，损失了三十万葡萄牙银币"若以此计算，这三艘葡萄牙船所载白银总数为九十万银币，约27500公斤左右。这一档案数字，与万历时期中国人的记录相仿，如《粤剑篇》记云："西洋古里，其国乃西洋诸善之会，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满载皆阿堵物也。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赍白金三十万。"这一阶段流入中国的葡萄牙本土贸易银总额为5008250两。    我国学者王裕巽通过对国内外史料的分析，认为明代中国从国外贸易中得到了超过3亿两的白银，具体数字为：    从西班牙得到87750000两    从日本得到200000000两    从葡萄牙得到42762750两    总计为330512750两。折合比索为439581960元，即4亿元以上。    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时，没有卖出一件东西，只是抛出了8万枚的西班牙银元。而且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万历二十九年至天启四年（1601-1624年）23间共向东方输出了现金753336镑，康熙四十九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10-1759）的50年内又输出了26833614镑，主要都是西班牙本洋。    另据王士鹤先生的估算，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每年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常达100万比索以上。而且清代广州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的十三行垄断贸易一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这一时期粤海关的收入日增，乾隆中期平均每年为50万两，后期为102万两，嘉庆年间平均每年为143万两，道光年间则为平均每年152万两。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整个18世纪中，向广州输入的主要是银元，货物只不过是辅助性质而已。"    清初广州是唯一的对外口岸，因而输入银元首当其冲，1700--1830年，广州一口银元的输入量在4亿元左右。"洋银行用情形，各省本不相同。其始足用于粤、闽，次乃扩于江、浙。"广东嘉庆年间已是银元的天下，两广总督吴熊光嘉庆十二年（1807）说："省会及佛山镇五方杂处，贸易皆以洋银，遂流通全省。""至于民间行使，必须先将纹银兑换洋钱，再将洋钱兑换制钱使用。"    西班牙帆船到中国来进行贸易，中国史料记载很多，明末时人记载，"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有夷人铸作；银钱独盛。……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道光年间的《厦门志》记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二艘西班牙商船从吕宋到厦门进行贸易，载来货物燕窝、苏木，各带番银十四万余元，购回布匹、瓷器、桂皮、石条等物┅┅"    西班牙银币在中国一般被称为本洋，其中早期被称为双柱、双躅、花边。而后期铸造的带人像的如查理三世、四世，费迪南七世又被称为大髻、小髻、老头、公头、鬼头、新头、番面或佛番等等。    不同的美洲西班牙银币铸造大体分成三个时期，一是十六世纪至1732年，打制的不规则的手工银币。称为COB（卡伯），正面为西班牙国徽或双柱，下为水波纹，背面中间"十"字周绕曲线。西班牙银币使用八进位，也就是8REAL，相当于1元，这一时期的银片重约为25-27克左右，还有4R、2R、1R几种。这些银片不同的铸地均有标记，墨西哥为M上有一小圈，秘鲁为L，玻利维亚为P。    由于美洲殖民地在与西班牙贸易要以白银作为保障金才能进行得迅速顺利，因而早在菲利浦二世（1556-1498）时，开始生产一种不规则的银币COB，先是用银棒压成银板，再制成可生产银币的薄银板，然后再压制成钱。后来一种更快的方式产生了，就是直接将银棒切下来一块适当重量的厚片，然后再在上面打制上图案，从而形成一枚钱币，实际上，西班牙COBO一词源于英文COB，这些钱币极不规则，但重量适当，由于一些钱币很薄，因而上面只有一点打上的印记。如果超重了，就从上面切下来一点银子，整个十七世纪的西班牙钱币，只有极少数上面还有完整的图案被保留下来。    这些粗糙的钱币由于容易携带而被大量生产。在西班牙，COB被制成银器、钱币或还原成银棒或其它什么东西。COB通过种种贸易流入北美殖民地，而北美的英属殖民地也用其进行商业流通或进行储藏，由于COB极容易生产，而且粗糙，一些不法之徒开始从上面切下一些银子，从而使COB成为不足值的钱币。因而在北美，这些不足值的钱币被重新熔铸成了马撒诸赛银币。    在菲利浦二世(1556-1598年)和菲利浦三世(1598-1621)时代，COB的面值有1、2、4和8里尔(REALES)，半里尔出现在菲利浦四世(1621-1665)。在查尔斯二世(1665-1700)和菲利浦五世(1700-1724和1725-1746)、路易斯一世(1725)、菲迪南四世(1746-1759)、查尔斯三世(1759-1788)时代仍然铸造。上面打有造币厂和化验师的开头字母，还有一些钱币上有国王的名字和蒙上帝思宠的格言(DEIGRATIA)(BytheGraceofGod)。    钱币的反面则有城堡和狮子的图案，有两条线划分十字将城堡和狮子分在四角，上有REXHISPANIARNMETINDIARUM即西班牙和印第安之王的字样，从十七世纪开始，多数的COB上标有年代，一般在钱币的表面，但是很难识别，现在确定一枚COB的时代铸地是十分困难的，如果知道验金师的首写字母和造币厂，还可以确定这一枚钱币的铸造的年代，由于钱币表面的盾形图案不同，可以依此确定造币厂家，一个路撒冷十字和一个球是黑西哥造币厂的。还有其它的方法也可以确定一些钱币的年代。由于验金师都是由出价最高的厂家控制，而且这些厂家均要求其在一定主持工作的时间里获得利益，因而墨西哥城开始在1607年打制上钱币铸造的年代，从而防止验金师铸造贬值的货币，不久又要求钱币上还要打制上验金师的首写字母，从而强化控制。这些在墨西城都实现了，但是在波利维亚却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这样，波利维亚和波多西的银币开始被人们拒收，因为它们是不足值的银币，后来仅在墨西哥城还在铸造这种COB，秘鲁于1652年发行了一种新图案的钱币，正面用的是早期COB的反面图案，1652-1773年期间铸造了上面有字母和数字的钱币，如M88L，意思是验金师的首写字母是M，年代是1688年，利马铸造。这些钱币较早期的COB已经减少了成色，但也开始被人被人们接受。    中国出土了大量的西班牙卡伯银币。1975年1月9日，泉州市满江红医院出土了一批古外币，共37枚，均为银打制币，用不规则的银片打制的十分粗糙，厚度也不一样，除图案外，币面上还冲有十字。铸造时间为1634-1665年。另外1974年至1979年间，泉州法石乡两次出土西班牙COB。    福建曾多次出土西班牙COB，1971年福建晋江安海乡也曾出土了COB币10枚，重量在于4.9-27.45克之间，正面有西班牙国徽，上有OMP字样。这些钱币的铸造时间约在1634-1665年间。南安市官桥乡1972时也曾出土了1.04公斤的西班牙银币，也是COB。大的重量为25.8-27.4克之间，中型的重量为13.6克，小型的重量为7克。上有NO、OMP、OMD、PST等字样，此外还有4块银片，上有金、鸡、落、井四汉字。重量为0.12-0.29克。西班牙银币中有在墨西哥城铸造的，时间为1618-1633年，有波多西铸造的，时间为1640-1649年。其中塞哥维亚铸造的是中国出土的西班牙铸造时间最早的银币。1972年南安县诗山乡也出土了2.58公斤的西班牙COB。铸造时间在1664-1703年。这些钱币经大英博物馆的克里布考证，大部分为墨西哥城铸造。这与当时泉州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关系密切不可分，史料记载"漳泉商船，装载生丝和丝织品的，每年开进马尼剌，至少三十四只。"西班牙银币也多次在广州出土，1988年广东澄海县蓬下建阳村出土了99枚，时间为1691-1699年铸造。

这种西班牙COB可能就是我国古书《东西洋考》中所言的吕宋银币。"吕宋物产有银钱，大者七钱五分，夷名'黄币峙'，次三钱六分，夷名'突脣'，又次一钱八分，名'罗料理'，小者九分，名'黄料理'。"    在中国流通的COB多被打上了阴文或阳文汉文印记，如上、元、六、出、天、山、工、8、下、士、0、上、云、朱、右、宋、仁、天、王、角、宝、才、文等。    二是1732年始至1772年间铸造的老双柱分三世（1732-1741）、五世（1742-1746）、六世（1747-1759）、后三世（1760-1771）机制币，周边有纹饰，又称老双柱。    老双柱自1732年起铸造，至1771年改版，改版后的银币亦即新双柱。老双柱是当时改用机器铸造的新型银币，加入了近代钱币才具备的边纹，币面上有著名的地球与双柱图案，还有皇冠、王徽等，但是没有国王的肖像。面值为8R、4R、2R、1R、1/2R几种。不同铸地各有记号，墨西哥为M上有一小圈，危地马拄为G，秘鲁为LM，智利为一近似S上加圈，玻利维亚为TS重合。    1987年广东洪江市赤坎出土134枚西班牙银币，铸造时间1736-1771，币文为"西班牙与印第安国王斐迪南六世"，一种为"西班牙与印第安国王查理三世"，正面双狮双城，反面双柱，银币上面还有中国商号打制的文字。    三是1772年至1825年铸造的西班牙国王头像银币，分为卡洛斯三世（1772-1788）、四世（1789-1808年）和斐迪南七世（1809-1821年或1825年）。即新双柱、人像双柱，均以国王肖像为版面，中国民间称其为佛洋，面值为8R、4R、2R、1R、1/2R、1/4R几种。1825年后墨西哥独立后，西班牙开始在国内铸造银元。    人像双柱银元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所属殖民地大量铸造。据统计，铸过这种货币的有地方的：墨西哥、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秘鲁等。不同地点所铸的双柱除正面（三世、四世和七世）人像不同外，背面图案基本一致，面值完全相同--"8R"。不同铸地的区别，则在背面边缘字母中各做标记。墨西哥为M上有一小圈，危地马拉为NG或G，秘鲁为NE，哥伦比亚为P，智利为一近似S的符号，代表圣地亚哥，玻利维亚为TS重合。这些银币直径在此8.39-39毫米之间，重量在27.07至27.40之间，成色为89.60-91.70。    人像双柱银元在西班牙部分殖民地铸造的时间自1772－1825年止，计达54年。它但铸地广，铸量多，并且流通区域很大；它不但对铸造国（地）影响极大，后来对流通过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流入中国的双柱银元也以该地铸造的最多，安徽芜湖发现了大量的西班牙银币，发现地有芜湖、宣里、马鞍山、大通、安庆、无为、和县、枞阳等地，1981年在安徽无为襄安镇发现，重１．8公斤，长宽均为4．65厘米，高4厘米、直径3．8厘米，为银质，长方形实心，正中为西班牙国王头像，上铸有"天主的恩典，国王加洛鲁斯第三"，60年代时，安徽的芜湖也曾发现了一批西班牙银币。    1996年4月1日，浙江风景旅游胜地海天佛国普陀山出土一批西班牙银币。这批银币是在"普济禅寺"（前寺）西侧一处叫"报恩堂"的寺庙基建施工时被发现的，银币叠放在一只浅口的陶瓷罐内，由于民工哄抢使部分银币流失。后收缴回被民工哄抢的部分银币。这批银币的数量达700余枚，据现场目击者的估计，出土银币，总数约在千枚左右。全部为西班牙银币。其铸造年份最早为1779年，西班牙国王卡罗斯三世所发行，最迟铸造年份为1895年，西班牙阿列丰索十三世在位时所发行。为机制币，正面为西班牙国王头像，币背上有皇冠图案，下置一盾形徽记，四格内对角镌有城堡与雄狮图案，两侧为二根笔直的立柱，平行对称的双柱被一条巨型冠带卷绕，即直布罗陀海峡著名的"格格立斯双柱"，周围西班牙文。经清理，除卡洛斯三世外，尚有卡洛斯四世，菲迪南七世，伊莎贝尔（1843-1868），阿列丰索十二世（1874－1885年）铸币，以及上述的阿列丰索十三世共六大类。这批银币大都经过流通使用，银币表面均打砸有各种符号的凹形印记，除有多种外文字母几还有些是汉字戳记，证实曾在我国境内流通使用过。    而在上海大沽路黄浦区重庆北路小学外工地上，1978年时就出土了1773-1811年铸造的西班牙银币1001枚，另有重50两清代银锭二个和墨西哥墨洋1300枚，二十年后，还是在这里，1999年又发现了1773-1年铸造的本洋461枚和10枚重50两的清代银锭。    墨西哥独立后，1823年停铸双柱自铸墨西哥鹰银元，其面值、直径、重量和成色与西班牙银行元完全一脉相承。一至到1905的才由于实行金本位而停止铸造。而墨西哥银元在中国开始时被称为蝙蝠。    墨西哥银元早在1829年就流入广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更是大量注入，成为中国现存量最大的外国银元。    由于墨西哥鹰洋制作和成色好，1850年左右鹰洋就代替了"双柱"。它的流通区域和数量与双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香港、日本、美国（贸易银元）、安南（法属，坐像）、中国及英国（贸易银元，站像）等也陆续造银元，大部受"鹰洋"影响，在直径、重量、成色上进行模仿，甚至相似。    "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使洋钱。┄┄凡荷兰、西班牙诸国商船所裁每以千万元计。"    在清乾隆时期，本洋在中国与荷兰的马剑、以及葡萄牙的十安钱一起流通并竞争。荷兰银元由于币面上有人骑马持剑的形象而称为马剑洋，又称为马钱，铸于十七、十八世纪，分大小两种，早在明万历年荷兰人就曾进攻澳门，被葡萄牙人打败后转攻福建，又败，后到福建进行贸易，乾隆年间在广州设立商馆。从万历年间就流入中国的荷兰银元，在道光中期后日少。    在马来西亚和婆罗洲，西班牙钱币在1821年后由于美洲国家的独立而大为减少，开始被墨西哥银元取代。    英国在中国香港曾铸过香港银元，1867年4月1日港英当局以第四号法案形式公布，批准港元为自由流通的法币，开始发行香港银币，两次发行的钱币重量不一，第一次重量一元为27。150克，第二次为26。957克，半元第一次发行为209。50克，第二次则为208克。这些银元虽然都和墨西哥银元一样式大小，重量也基本一致，但是由于其含银量仅为90%，中国商人还仍在认定银两的成色，因而港元失败了。这些港元仅仅发行了3年的时间（1866-1868），香港造币厂就不再铸造了，而且造币机械也卖给了日本。这中银元英国共铸造了约2000000元。后英国又在印度铸造了贸易银元，也就人们俗称的站人，共铸造了153360000元，主要用于对华贸易，其中有1/3流入中国。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殖民主义者大量开采南美的银矿，而世界白银的绝大部分产于这一地区，老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以前和中国人做生意时，没有什么商品能打开中国的市场，而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却成为西方国家的抢手货，因而西方国家只好用从南美运来的白银和中国进行交易，从而使明代以来的中国货币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这样，一年复一年，一年又一年，中国人从海外贸易中赚了大钱，将自己过去比较单一的铜钱和纸币本位，换成了银铜复本位，这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中国传统单一的以铜币和纸币相结合的货币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过去白银虽然很早就成为货币家族中的一员，但是其货币的属性大多囿于储蓄，中国的富人将白银当作镇宅之宝而埋入地下，其流通性和流通媒介的作用并没有在传统的社会经济生活占有应有的地位。自从明中后期美洲银元大量流入中国以后，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大为增强，政府在赋税中征收白银的政策，更加剧了白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重要性，白银在大额交易和政府财政上起着纸币和铜钱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次，中国银两的形制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元时代中国的白银，一般都是铸造成了一种束腰形的块状，而从明代开始，中国的白银一般都铸造成了人们现在在电影中常见的那种船形，百姓俗称其为元宝，这种形制上的变化，其原因人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变化肯定是和白银的大量涌入中国有着必然的关系。    这种贸易是大帆船贸易直接进行的，1565年开始，第一艘大帆船从马尼拉驶出，从而揭开了大帆船贸易的第一章，而大帆船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中国人，不仅这些船多为华人所造，而且在美洲这些帆船的出发点，也有大量的华侨参与其事。    清代中叶时，东南沿海一带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外国银元特别是西班牙银元大量涌入中国，东南一带竟以之为通货，受外国银元的影响，清政府和民间仿照外国铸造了一批银元。    中国最早的银元，应当是仿铸的外国的银元，如西班牙银元或墨西哥银元，现在已经发现了仿铸这些银元的币模。    《两般秋雨庵随笔》是清代著名笔记，书中记有当时广东行用外国银元的情况。    "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此四种来自外洋。曰北流锭，曰镪，此二种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米时哥。又有鬼头之名，来自红毛，亦谓之公头。夷国法，嗣王立，则肖其像于银面。《史记》所谓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转较嗣王面是也。福王安康节制两粤，爵嘉勇公。有司以公头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间呼为番面钱。以画像如佛，故又号番佛。南、昭、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粤中用钱，千疮百孔，率皆破板，其发江浙音者，曰出舱光板，无一堑痕，每园以广平称之，足重七钱二分。以寻常通用烂钱易之，每园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咏洋钱》句云：一种假面留半面，十分难事仗园说。"写得不粘不脱。    梁章钜(1775-1849)，清福建长乐人，字闽中，道光年为官，著有笔记《浪迹丛谈》。    梁氏是咸丰年间铸大钱和行钞法的热心鼓动者，其早在广西任上，就曾上书皇帝行用钞法，他在奏折中一些关于洋钱的一些文字，很有意思。    首先他认为洋钱也是大钱，如果清廷铸大铜钱，则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使用洋钱的省份就可以不用洋钱，而使用铜钱了。这种说法真是荒唐。但是他的奏折中说了这么一些话："今日洋钱，有洋铸土铸之分，民间一目了然。"由此可知，早在道光年间，民间就有私铸洋钱的。    道光年间是中国货币史开始发生变化的时代，仿铸洋钱就是其中之一。道光十三年(1833年)，黄爵滋就曾说："盖自洋钱流入中国，市民喜其计枚核值，便于应用，又价与纹银争昂，而成色可以稍低，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销化纹银，仿铸洋钱。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庄，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作弊已非一日，流行更非一省，则今日内地之洋银，即内地之纹银也。"    同年，林则徐在他的一份奏折里也提到了这一问题："至谓内地熔化纹银，仿铸洋钱。如原奏所称，苏板、吴庄、锡板等名目，向来诚有此种作伪之弊。然仿铸原以牟利，自必掺杂铜铅，然后有利可牟，而近来民间兑验洋银极为精细。苏板等类较洋银成色悬殊，以之兑钱，价值大减，是以客商皆剔出不用。民禁严于官禁。行商公估，丝毫不能隐瞒。是仿铸之洋银在本地已不能适用，更何能行及外洋？"    为了对付这种民间仿铸外国银元，而且使权得归于政府，林则徐在其任上也自行铸造了一批仿铸的外国银元。    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知道，这种仿铸的银元实际上是一种银饼，而且"其面如棋，面刊是银七钱三分。"但是这种银饼流通了很短的时间就因为出现了仿铸而不得不废除了。    日本人吉田雄虎的《中国货币史纲》中说："又在浙江省，于道光中，铸造一两银币，以与外国银币一起使用，但因流通阻滞，终于废止了。"《币制汇编》第4册也说："道光中，浙江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    1981年4月，北京大兴县红星公社南羊大队村民在基建施工时，在地下0．7米处发现了一个木匣窖藏，从中出土了银饼19枚，这种银饼是圆形的，直径2．6-2．8厘米，厚0．3厘米，正面微凸，有三行戳记。中间是横书的"库纹"的直书的"七钱二分"；右边是浙江省的县名，其中有永嘉2枚，奉化、长乐、龙泉、海盐、钱塘、黄岩、诸暨、鄞县、临海、上虞、平阳、乐清、长兴、淳安各一枚，还有三枚上面文字不清；左边记的是发行银号的名字，有振昌6枚、协丰2枚、性诚4枚、敦裕3枚，还有4枚文字不清，这些银饼重量在18．6-24．6克之间，成色是95%。报告者认为是道光年间铸造的银饼。由此可知，浙江的银饼可能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官铸的一两重银饼，而民间的银号也铸造有七钱二分的银饼。浙江造银饼是中国近代货币史是重要的一笔，北京钱币学界将此批银饼尽快的发表出来。    咸丰年间，江苏有一个叫徐雪村的人，也曾自行铸造了一些银饼。李鼎颐的《通行银元八议》说："咸丰初年，徐君雪村，曾于无锡乡间，自行开铸，民间指为新板，不能通行，以此竟作罢议。"而《平贼记略》也说："继有徐雪村者，吾邑北乡人，仿造银元与外国一式，识者既辨其色，又听其声音以为皆逊于洋元，而抑其值，遂至闽、粤仍以七钱三分兑换而已。"    咸丰年间，上海的一些银号也铸造了一些类似银元的银饼，如咸丰六年时，上海王永盛银饼，银饼和银元的大小相差不多，上面铸造有："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王永盛足纹银饼，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壹两银匠万全造。"上海咸丰年间已知的有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三家发行，王永盛发行有一种，重为一两。而另外两家有二种，重量为一两和五钱。    福建漳州铸造的漳州军饷，是清政府为了支付当地驻军的军饷而用土法铸造的银元。    现在这种银元人们一般将其分成三个大的种类，一是面文为漳州军饷，第二种是上面的戳印特别多，第三种上面的文字人们一般认为是"谨慎"或"谨性"。    在台湾，道光咸丰年间时，由于农民起义，台湾地方政府将库存的数十万两白银拿出来铸成银元，发放军饷，铸造了三种形式：一种是寿星，一种是花蓝，一种是剑秤，重七钱二钱分上有库府两字。这是台湾最早铸造的银元。现在人们一般称花蓝银元为如意银元。    清末时，上海租界的公部局，也曾铸造银元想在中国流通，但在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人民的反对下没有得逞。    自明代后期西班牙银行开始在中国流通，资本主义的货币优势已在钱币上显现，由于这些钱币符合于货币流通的规律，因而在南方和沿海城市市场日益扩大。到1840年后，中国海权丧失，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后从海上入侵中国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中国从此开始了半殖民地斗封建社会，而钱币文化也深深地融入了这种悲情，从此与西方古希腊并列世界两枝的的中华货币文化，逐渐失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