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钱币大藏家：“驻京办大员”王希贤，光雕母就有几抽屉

到了清代，由于乾隆皇帝爱好字画、古玩的收藏，继而文武大臣也附庸风雅起来，因此也带动了京城民间的收藏风气。清朝的时候，北京外城的东边有东小市，西边有西小市，这是民间最初的地摊旧货市场，当时被称为“鬼市”和“黑市”。民国初年，北京的“庙会”兴起，先有东庙的隆福寺和西庙的护国寺，不久，德胜门后海一带又出现了“晓市”。后来，在琉璃厂（旧称厂甸）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正规古玩市场，主要经营字画古玩等，成为“京都雅游之所”。上海直到清末，才有买卖古玩的市场，这要比北京晚了上百年。从清代到民国，北京主要的收藏人群是一些皇族遗老和官僚文人，他们促进了古玩市场的发展。由于交易火热，因此北京成为大量文物的聚散之地。我父亲早年就爱好钱币，1938年，他移居上海后，才正式走上了经营钱币的道路，最初他仅活动于江浙一带。

1940年，我父亲第一次去北京，他去拜访了当地的钱币界的同好，如李庆裕、骆泽民、黄鹏霄、方子才、王希贤、程伯逊和王春福等人。北京的这些钱币同好，几乎都已有点名气了，如骆泽民在东华门大街开设“汇泉堂”古钱店，曾经手了辽“天显通宝”小平钱、金“皇统元宝”篆书小平钱，由于这两枚古钱都是稀世珍品，所以名震海内外；李庆裕创办的“云松阁”古玩店也很出名，鲁迅早年也常去那里购买古钱；王春福是北京的大财主，原来“天显通宝”钱就是他的藏品，是位古钱大收藏家；黄鹏霄是一位燕京大学副教授、讲师，并在故宫兼职，编写了钱币著作《故宫清钱谱》一书，是个大文人；程伯逊是有名大律师，爱好收集机制金银币，另外方子才以及王希贤不仅是收藏家，他们在泉学研究上也都是颇有造诣的专家……图片图片看不完的藏品本章的北京王希贤先生，因逝世于解放前，以往所有钱币刊物上，很少留下有关他的信息。据我所知，《泉币》杂志上曾登载过一段通讯，提及1943年2月12日中国泉币学社北京分社在琉璃厂“云松阁”举行第二次筹备会时，他参加了会议。当时正在北京的戴葆庭先生夫妇，以及我父亲，也出席了那次聚会。王希贤在会上还展示了其藏品“顺治宝原雕母”钱等。由于王希贤那时很少公开露面，所以现在几乎所有人对他都缺乏了解。事实上，王希贤先生早年在钱币界是一位十分有影响的人物！图片1987年，我移居美国时，曾任美国钱币博物馆东亚部的钱币顾问。

有一天，该馆的藏品部主任霍斯顿女士，她邀请我鉴赏了馆中所藏的中国钱币藏品，当我看到在藏品中，竟有清代“祺祥通宝”钱树大小两枝，大枝为“祺祥重宝”当十钱，是宝源局所铸，小枝为“祺祥通宝” 小平钱，是宝泉局所铸。据我所知，“祺祥”年号仅有60余天，故“祺祥”钱流通甚短，销量有限，存世真品极少，那知世上竟尚有“祺祥”钱树存在，可谓十分难得。为此我给父亲写信，说了此事。后来，我父亲回信中告诉了钱树来历，他说：“这两枝‘祺祥’钱树原为我北京老友王希贤的，早年被王守谦买走，后来就不知所踪，从你信中才知道原来是被卖到美国去了……”王希贤的长子王元芳（又名王吉昌）告诉我，我父亲当年去北京，总是先到他家，除了吃饭之外，整天就是看他父亲收藏的钱币……关于此事父亲也对我说过：“那时我常去北京，去则必访，一直到他逝世，他家的东西，犹未看光。”“王希贤的家中，除了吃饭的那个房间，其他几乎每个房间都堆满了钱币，从橱柜到案桌，甚至在地上都可见一串串的古钱，真可谓琳琅满目！”父亲还说：“王希贤平时不欢迎客人到他家里，都让他们去其店里买钱币，而我却是特殊的。”后来，我碰到王元芳时，他告诉我，其父对我父亲是特别看待的，因他父亲说过：“马定祥先生是个君子。”我父亲1940年初识王希贤，到1949年其逝世，二人相互交往了9年时间，我父亲竟然未看完他家的所有藏品，可见其藏品之多，真可谓多得惊人！图片两个银元宝换两枚一两币这么多藏品如何得来？这要从王希贤的父亲王茂田说起。我在父亲的札记中看到：“王茂田又名王俊福，另又称王筱德，他活到七十余岁。早年曾在北京的‘老’钱局工作，是一个雕母手，后来在吉林机器局担任雕模师兼领监，民国初年，卸任回到北京……”我父亲另外还留下一段文字：“茂田是一个泉币界老前辈，我亦未及见到。茂田老先生年轻时就在光绪时的吉林造币厂工作，民国后即在北京东安市场内自建一大间房屋开业，店名义启斋，我到东安市场曾去看过遗址，当时刻有义启斋三个大字的界石，犹竖立在那里，该店当年是专门经营古董、古钱币、纸币、邮票等。希贤先生自幼即在店内从业，直到七七事变后，他有一位盟叔赵维屏，要求希贤先生应许他在店内看门，并做一些他个人的经营，鉴于赵家人口众多，生活比较困难，就同意了。直到1949年农历四月初六，希贤先生逝世，后来赵氏亦只维持了一年也故世了。

店房则因公占拆迁，失去基地。”据王希贤之子王元芳说，其祖父（王茂田）自吉林机器局（吉林造币厂前局）设厂开始，到光绪末年，其间二十年均在该厂任职，所以对造币的整个工艺过程颇为熟悉。民国建立后，其祖父回到北京，开始经营了钱币生意，那时他曾请原吉林造币厂的一些制模和铸币的技师，共同设计铸造了多种清代和民国人像的“纪念币”，这些臆造币中，有光绪皇帝大婚对币、道光皇帝大婚对币；慈禧万寿币；光绪、宣统恭进币等，民国的有袁世凯平天冠丙辰飞龙、团龙对币，还有黄兴、倪嗣冲、冯国璋、肖耀南、李景林等人像币，可谓五花八门。这些臆造币大多用银来铸造，也打了一些金质和铜质的。当时一对光绪皇帝大婚臆造金币，竟然超过了一对光绪丙午、丁未年造的大清金币价格。而一枚袁世凯平天冠的臆造金币，比一枚洪宪元年袁世凯大飞龙金币价格要贵一倍多；这是因为当时外国人喜欢富于中国传统的“皇家喜庆”色彩的古董币，而不论其真伪。王元芳还告诉我，他的祖父在这方面得到了巨额的利润，到后来已积聚了50余根大金条的财产。但其祖父在临终前却拿出30根大金条换成现洋，布施给了北京龙泉孤儿院，做了慈善事业。王茂田对我国近代机制银币颇有研究。他生前曾藏有三枚“壹两”银币，分别是“光绪十六年山东制造局足纹壹两”“光绪八年吉林机器局厂平壹两”“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这三枚壹两银币是他的心爱之物，平时一直随身携带着。光绪十六年山东壹两和光绪八年吉林厂平壹两币，这两枚孤品后来是被其老友崔季高（崔家平之父）要去了。据王元芳告诉我们，当年其祖父因患重病卧床，崔季高闻讯后，特地从大连赶来探望，并带了不少水产品和土特产，王茂田见到老友十分感动。两老在言谈之中，崔老要求能再看其祖父的这两枚银币，他祖父说：“这两枚币是宝贝，不可能再得到的，你既然如此厚爱，就拿去玩吧……”崔老开始执意不肯夺其所爱，但在其祖父坚持之下，崔老就请他祖父说出买进时的本钱是多少，他祖父说，当时是以两个五十两的银元宝换来的，崔老接口说：“好！我一定去找两个银元宝来换，算是归还你的本钱。”后来，崔季高果然觅到了康熙浦城县进贡的两个五十两大元宝，但此时其祖父已去世了。由此可见，泉界两位同好之间的情谊是高于一切的！我父亲告诉我，后来这两枚稀世珍宝均被崔季高之子崔家平卖给了日本收藏家。耿爱德在美国时，他又将光绪十六年山东壹两那枚银币从日本买来收藏，此品据说现已流往台湾，但仍是稀世孤品。而另一枚光绪八年吉林厂平壹两银币，这枚仅见品却一直未知下落。我父亲生前曾获得该币的铜质试样币二枚，其中一枚早年已归李伟先先生（李伟先已捐献上海博物馆），父亲留下的一枚，还有“光绪八年吉林厂平贰钱”的铜质试样币（亦为仅见品）均在“文革”中不幸遗失了。

图片图片“义启斋”的“钱路”王希贤年近三十岁时，才开始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义启斋”古钱铺，从此悉心研究古钱币和铜元。他与父亲一样，由于本人爱好收藏钱币，而经营钱币买卖的，那是为了“以钱养钱”。我父亲说：“希贤先生不独对于清钱有其极高的造诣，他对铜元亦有精湛之鉴别力。王老谈看边道之技，确有独到见解，我之今能看泉币之边，实出王老教导不可忘也。”他还告诉我：“王家所藏泉币之多，可能几个月也看不完，可谓满坑满谷，而且独多清泉，真假都有。清朝咸丰的各种宝泉、宝源母钱，当五百当千的却不多。祖钱承其让我者亦不少……”据王希贤告诉我父亲，当年义启斋的钱币来源主要有几条渠道，一条是来自“鬼市”“晓市”“琉璃厂”和德胜门西水关的“铜局子”（买卖铜杂件的集市）等市场，货源也充足，各地出土的古钱币一到北京，皆被王希贤成箩成筐的收购。因为，王希贤当年在北京钱币圈子里，名声是很响的，人人都称其为“王大爷”，有货就送往他处，王希贤收到后，再从中挑出品相好的。比如齐国三字刀，他那时都是用麻袋来装的，足有几百斤之多。据说，收购的价格仅比铜价略高些，因当年玩钱币的人毕竟不多。又如清咸丰的宝泉、宝源局当十母钱也是数以百计。另外一条渠道，来自于王希贤的邻居香饵胡同5号“瑞府”，那里住着满清的皇亲国戚，这户人家共有五个兄弟，他们都是清朝官员，其中有一个位列户部尚书，这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主管清政府的钱粮的，还负责铸造、颁发钱币等事宜。其家中聚敛的财富多得不得了，可谓山堆海积，但此人好食鸦片，声誉不廉。光绪丙午、丁未年间所铸的“大清金币”，他家里多的是。由于民国后，这些皇亲都败落了，“瑞府”也只能靠变卖家当维持生计。王希贤认识“瑞府”的一个管家，商定凡是“瑞府”要出手的东西，先让王希贤挑选，所以“瑞府”里的一些钱币珍藏，都被王希贤一一获得。王希贤曾先后从“瑞府”购买了二十六枚“大清金币”，这些光绪年间铸造的库平一两金币，均为未正式流通的试铸样币，内中丙午年造的有十五枚，丁未年造的有十一枚，在丁未年造的大清金币中，有一枚背面龙纹的图案与众不同，一般的丁未的金币背龙纹的外围为“点圈”组成，而这枚币却为“线圈”，另外云纹也异，均为小云状（现称之为小云版），此种版式迄今未有第二枚发现。这枚“小云”版丁未金币被我父亲识宝购来，并在上海让与中国机铸币收藏大家施家幹先生了。王希贤还在“瑞府”淘到了一大批清代“钱树”，当时竟买到了二百六十多枝，但大部分是宝泉、宝源局所铸的小平钱钱树。这批钱树中，清朝历代年号均有，唯缺顺治钱树，其中最多见的为咸丰钱树，大多为黄铜浇铸的。这批钱树中，除小平钱外，还有一对宝泉局珍宝当十铁钱树，为仅见之品。另外，有一对精黄铜所铸的七世同堂咸丰钱树，其最上端是一只向下之蝙蝠，第一层为小平钱左右各三枚、二层当五钱各三枚，三层当十钱各二枚，四层当五十钱各二枚，五层当百各二枚，六层当五百各二枚，七层当千各二枚，造型颇为奇特。在“瑞府”流出的这批钱树中，最为难得的是“祺祥通宝钱树”，仅有大小2枝，大枝为当十钱，小枝为小平钱。每枝钱树各有十一枚祺祥钱，均为未经修整过的原始祺祥钱，可能此钱树浇铸时，闻悉“辛酉政变”失败，“祺祥”年号即被慈禧太后废止，改为“同治”，故这些浇铸的祺祥钱还遗留在钱树上。迄今所知，祺祥钱树存世仅此2枝，弥足珍贵，应为国宝级的文物。图片王希贤同钱树一起还购得清代历朝开炉钱，有二十余斤之多，内中主要是顺治至宣统的几个年号，其中以咸丰的最多，而祺祥大多是小平钱。其中有一枚戴书咸丰当十钱，当时为仅见的孤品，此钱后来被钱币收藏家刘柏华以大字龙凤金币换去。另外还有小平戴书咸丰宽边、窄边各十多枚。祺祥小平及当十各有五六枚，合背者各三四枚。祺祥、同治合背者各二三枚。王希贤还在“瑞府”买到了一大批咸丰纸币，这批咸丰年间发行的纸币，内中有“户部官票”十余斤，“大清宝钞”三十余斤。我父亲当年去王家时，曾挑选了不少“手写”银两面值的户部官票，里面有壹两、叁两、伍两、拾两以及伍拾两等多种面值。户部官票中，以墨笔临时填写的手写票最为少见。我父亲马定祥还曾听王希贤说过，他从“瑞府”得到过大批咸丰纸币，其中有一张“贰两”官票，其面值的“贰”字和票上其他图文为同版印刷，它与别的采用加盖、填写面值者完全不同。票面上还盖有发行时之图章，但未曾正式流通使用过，应是北京人称之的“票荒子”。王希贤言之凿凿，是可信的，可惜该票早年已被一位大学讲师施凤笙拿去研究一直未归还。此外，王希贤从“瑞府”中得到一枚“同治通宝”象牙样钱，这钱是由宝泉钱局雕制而成，象牙样钱是仅供朝廷御览之用的，流往民间极少。存世的象牙样钱，所见大多为咸丰或光绪年号，极少有同治年号的。当年陈仁涛、张䌹伯和罗伯昭等几位大藏家，他们都曾不惜巨资，寻觅这种象牙样钱的。王希贤珍藏的这枚“同治通宝”象牙样钱被我父亲看到后，父亲爱不释手，最终恳请其割爱。图片大藏家们的淘宝地20世纪30年代，王希贤在钱币界风光一时，因他家藏品之多，如同“钱仓”一般，曾吸引了全国各地钱币收藏家和经销商，当时的状况，真可用“趋之若鹜”来形容了。大收藏家如张䌹伯、张叔驯、陈仁涛等也先后去拜访过他。钱币商中除王守谦外，戴葆庭、房良、杨成麒，以及张璜等人都是经常去他那里“淘宝”的。王元芳曾告诉过我，张䌹伯早在1931年春，就拜访了他的父亲。那天，张䌹伯先跑到东安市场，去找王希贤的店铺——“义启斋”，却未能寻到，于是他赶到骆泽民处，请骆帮忙带路，终于找到了“义启斋”。那天适逢其父不在店内，于是张、骆二人便在店铺员工的指引下，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家。张䌹伯到了他家后，向其父提出要买一些稀有的古钱，其父看了单子后，知道张䌹伯特别爱好清钱，所以就随手拿了一些，是王希贤认为比较一般的清代钱币，给张䌹伯观赏。张䌹伯看后，惊叹不已并言大饱了眼福，张䌹伯从中挑选了许多……在成交的这批清钱中，大部分是宝泉、宝源所铸的咸丰元宝当千、当五百大钱，其中有不少是红铜、黄铜所铸的样钱与母钱，也有一些是用铅、铁铸的各种样钱等，另外还有祺祥通宝当十、小平钱2对，总共有400余枚，大约有5斤多重，当时的交易价格为3,000多银元。从此以后，张䌹伯经常去王希贤处，购买了不少各种各样的清代钱。张䌹伯有一枚面文为“咸丰重宝”，而计值为“当百”的大型雕母钱（咸丰年间铸的当百钱，一般面文均称“咸丰元宝”而不称“咸丰重宝”的），这枚当百钱型制特大，而且厚重，超越咸丰一般的当千钱，可谓是咸丰钱中的奇葩！这种面文为“咸丰重宝”的“当百”大型雕母钱，日本古钱收藏家也藏有一枚，但两者版别略异。张䌹伯从王希贤处得到此枚特殊的“当百”大钱后，曾在日本《货币》杂志上撰文介绍：“……此泉乃民国二十四年新得，旧历新正游平，晤小德之子王希贤，王居奇尤甚，余见即得有必得之心，乃以厚值报之。”后来，张䌹伯还介绍了一些沪上大藏家，如：张叔驯、陈仁涛等人，要他们去北京时，也可拜访一下王希贤，因为在王那里可购买到珍稀的钱币。王元芳曾详细告诉我，1933年陈仁涛首次到他家，与其父见面的情景。

他说，陈仁涛与其父一见如故，非常融洽，陈希望能看一下其父的珍藏品。当时，他父亲知道陈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收藏家，故拿出所藏的“雕母四宝”，即“顺治小平钱”、“祺祥小平钱”、“祺祥当十钱”以及“光绪元宝户部当十”红铜雕母四枚钱币。陈仁涛看后十分欣赏和喜爱，便恳请其父出个价，能让给他，他父亲回答说：“这‘四宝’张叔驯先生早就想全部买走，也未答应……”陈仁涛听了之后，亦未强求，就选择了一些其他的稀罕古钱，挑了好多清代铜元试铸样币，内中有白铜、红铜和黄铜的各种试铸币多种，另外还选了一些名誉品的银币、以及银锭等等。待交易后，陈仁涛却再次提出，要求王希贤将雕母四宝能割爱其中的一宝，让他留作纪念。其父感到不好意思再次拒绝，无奈之下把“光绪元宝户部当十”红铜雕母出让给了陈仁涛。当时该币即以一根大条，即十余两黄金之价成交的。当年陈仁涛买一枚“江西省造辛亥大汉铜币”是1,200大洋，已被称之为铜元中的“天价”了。王元芳告诉我，他父亲的这枚铜币雕母，早年也来自“瑞府”。除了这枚红铜雕母外，“瑞府”同时还有此种币的红铜翻砂版二枚，均被他父获得，后来，我父亲将这种“光绪元宝户部当十”红铜翻砂版铜币买来自藏，他认为这是铸泉局正式所铸的！现在有些人怀疑此种翻砂品真伪，却不知是当时铸钱局，因制造铜元的机器设备未至，不得不采用传统方法所铸。我父亲在上海陈仁涛的办公室，曾看到过这枚铜币雕母。我父亲对我说：“这是一望而知的真品，这枚铜币雕母，可称得上是‘绝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