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园地丨笔谈：宋代财政货币化研究的分歧与思考
高聪明 中国钱币博物馆
2024年09月13日 05:35 2人听过
古代货币史研究思潮的梳理与辨析·
宋代财政货币化研究的分歧与思考
高聪明
（中国钱币博物馆 北京 100031）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历史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等都是中外学术界对宋代历史独特性的概括。万志英曾指出：“唐宋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生了剧烈变化，而这反映出基础制度的根本性转变”（崔传刚译，《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3页）。宋代延续唐后期开始的土地私有制、募兵制和财税制度的变化，商品货币经济空前繁荣。货币在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宋代还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信用纸币。这一现象吸引了中外学界的关注，成为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宋代财政的货币化
财政的货币化是指国家财政收支中货币部分的占比远远超过了实物部分。从税收来源看，这些货币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农业税之外的工商税收，如商税及盐、茶、酒等消费品的政府专卖收入。因为这些税收项目并非向生产者或消费者直接征取，而是来自于商品流通环节的征税，是一种间接税，所以说宋代财政的货币化和税收主要来源于工商间接税是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
20世纪40年代，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对唐宋政府赋税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指出北宋时期的政府税收不仅远高于唐代，而且其中货币的比重同样远高于唐代，唐代天宝年间货币部分占全部税收的比例为39%；而北宋治平二年，政府税收中货币部分的占比则达到一半以上。此后，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对北宋时期的赋税收入进行了统计，将实物部分按物价进行折算，认为宋以前历代国家赋税主要取自农业和农业劳动者；而到了宋代，赋税来源的组成结构却发生了变化，田赋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商税、专卖税、矿税等则逐渐升居主要地位；国家财政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二税以外的赋税收入。此后关于宋代财政史的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南宋时期没有全国性的财政税收数据，但是南宋新增的税种多是货币收入，以局部地区财政收入的数据来看，也反映出南宋财政税收中货币部分的占比进一步上升。由于折帛钱及经总制钱中添酒钱、七分增税钱等附加税的增加，财政收入中货币部分进一步提升（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北宋时期税收的货币化及军需采购的市场化趋势，仍在南宋得到进一步强化。淮东总领所的财政数据显示，在南宋时期，税收从实物向货币转型变得更为急剧，现金收入占12世纪下半叶总领所收入的75%—87%，两税中的粮食收入则大幅下降（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
更引人注意的是，宋代财政货币化的程度不仅远高于前代，而且同样高于后来的明清两代。明清两代在人口数量、疆域面积方面都超过宋朝，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工商业有很大发展，市场规模并不逊于宋代，但是工商税收或者说财政货币化的程度则远不及宋朝（李华瑞《宋代的财经政策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刘光临等指出宋代间接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和1650年至1790年间的尼德兰（刘光临、关棨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
宋代财政货币化已经成为宋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财政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方面，学界却存在不同的认识。
二、宋代财政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财政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宋代财政的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超越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政府强制的结果。第二个问题是财政的货币化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第一个问题上，日本学者宫泽知之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代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是财政需求导致的。财政的货币化并非市场经济发展的反映，而是财政流通体制对生产和商业的支配作用不断加强的反映。他甚至认为，作为财政税收收入的现钱不应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货币，而是在政府军费支出中一种有特定用途的实物。北宋时期虽然铸造了30000万贯铜钱，但是在11世纪晚期却仅有约3000万贯铜钱在市场流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宋代存在市场导向的商品经济，货币只是政府的财政工具（宫泽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经济：财政·市场·货币》，创文社，1998年）。
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包伟民基本上同意宫泽知之的观点，“我们并不能从宋代商税数据直接推论出当时社会自发商品流通的规模。在这一问题上，宫泽知之的研究，对我们的论证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他认为对于宋代商税所反映的自发性商品流通的水平，不应估计过高。宋代高额的征榷收入，并非商业发展的结果，本质上属于专制政府利用行政强权向社会征取的间接税，本质上与土地税同样都是属于国家赋税，只不过征取方式有所差异而已。这也就否定了宋代财政税收货币化转变的意义（《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5—216页）。
与宫泽知之的观点不同，高聪明从货币流通渠道的角度对宋代国家财政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纵向流通是国家财政为内容的货币投放和回笼，横向流通是货币在市场的流通。货币投放是横向流通中货币的来源，只有经过横向流通后，货币才能再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进行下一次流通，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横向流通是基础，纵向流通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所以说财政的货币化是依赖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财政货币化的程度最终决定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时，纵向流通对横向流通也有很大影响。通过对宋代商品流通总额估计，熙宁时期全国商品流通总量为15000万贯，同时期政府货币收入为6000万贯。政府货币收支占商品流通总量的三分之一，说明财政货币化有商品经济这一基础，同时政府的货币支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在第二个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财税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主要是抑制作用。贾大泉认为这一政策是唐以后“重农抑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它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把刚刚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窒息在胚胎之中， 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阻滞的作用（《宋代赋税结构初探》）。这种认识与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思想解放不够，分析历史的理论工具单一有一定的关系。
多数研究者认为宋代财政货币化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加藤繁、宫崎市定、郝若贝（Robert Hortwell）和伊懋可（Mark Elvin）所信奉的关于唐宋变革的经典理论认为，宋朝的货币和财政变革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进步，并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万志英、周星辉《宋代货币史研究的创新——评宫泽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及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13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
万志英、刘光临都认为宋朝财政税收制度是政府对市场的利用，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不仅没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相反对市场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万志英认为“宋朝的税收体系严重依赖非直接税收，其财政政策多半都是为了利用市场而非压制市场”（《剑桥中国经济史》，第213页），征商政策并没有扼杀商业企业精神，而市场的扩张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和生产的专业化，也使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劳役束缚，促进了经济资源的更合理分配。刘光临认为宋代政府为了从市场扩张中汲取财政资源，以发展经济为急务，其采取的刺激市场扩张和城市消费等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宋朝榷卖体制是构建了一个官商合作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政策并未对当时的贸易活动造成打击（刘光临、关棨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
三、宋代国家信用纸币
宋代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西欧纸币早600年。宋代开始的纸币制度经金、元两朝的继承和发展，到明代中期却又完全消失，而欧洲的纸币从产生以后不断发展，并与现代国家信用货币一脉相承。
宋代国家信用纸币的产生与宋代财政货币化有密切的关系。四川交子由民间创造，但是纸币制度的发展却是纸币官办和政府将其作为财政工具的结果。万志英《中国纸币的起源》（戈兹曼、罗文霍斯特编著，王宇、王文玉译《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93页）指出：“宋朝政府发明、发展了一系列复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制度，包括纸币，使得政府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调动经济资源。宋朝纸币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民众向政府纳税的手段、作为私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媒介，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如何看待宋代国家纸币，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与否定宋代财政货币化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观点相一致，包伟民根据马克思关于纸币的论述和欧洲纸币产生的经验，提出宋代的纸币由政府强制发行，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命令纸币的性质，但由于它主要不是以信用的发展为基础的，从根本上看，只是由于当时金属币材不足而出现的一种替代性通货，与真正意义上的由于信用关系发达产生的纸币尚有差距。唯其如此，才能解释纸币从产生复归于消失这一曲折的历史过程，以及历代币制之种种缺陷（《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高聪明认为从货币本质和世界货币史来看，货币都经历了从金属铸币到兑换纸币，再到国家信用纸币的演变。国家信用纸币之所以成立的条件是国家接受以这种纸币对国家的支付，“一旦货币创造与税收之间（以及二者和政府的潜在结构及稳定性）的关联被充分理解，那么从金属铸币到法币或纸币的转变就变得直白得多”（《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宋代财政的货币化为国家信用纸币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宋代从铸币到纸币，纸币从兑换纸币到国家信用货币的演变完全符合货币演变的规律。宋代开创的国家信用纸币被金元两朝继承。元代更向前一步，实行完全的纸币制度。明前期也实行纸币制度，但是由于明代财政税收制度高度实物化和力役化，纸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高聪明《千年前的“货币革命”——论宋代国家纸币的产生及其历史意义》，《光明日报》2024年1月22日）。
四、关于宋代财政货币化问题的思考
财政作为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方式，是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熊彼特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深入观察与财政收入方面对应的财政体系是理解一国社会变化和政治变化的关键。财政收入汲取方式的转变也会带来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熊彼特税收国家的理论旨在解释欧洲中世纪后期一直到18世纪末期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的转型，伴随着社会民众对国家公共事务的话语权的扩大，并导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这一理论当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财政体系演变，但就说明宋代财政货币化仍然有借鉴意义。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最早使用“财政国家”一词描绘宋朝的财政制度，但是并没有具体深入地说明。刘光临是较早根据熊彼特税收国家理论和西方学界财政国家理论，对宋朝税收（财政）国家的形成及其特征加以深入说明的学者，他认为宋代税收国家的兴起与市场息息相关，赋税的高度货币化、对以城市为基础的消费税的依赖，以及可流通债务票据的增长，都突显出宋朝政府已经高度介入民间私人经济。财政机构的集权化和专业化也体现出国家组织在征收、转移和分配税收资源的效能和技术。宋代已经是成熟的税收国家，随着12世纪财政制度由税收为主演变为依赖举债，宋朝亦逐步由税收国家步向财政国家。（Willian Guanglin Liu, “The Making of a Fiscal State in Song China，960-1279”,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68, Issue 1,Feb.2015; 《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万志英也使用“财政国家”描述中国历史上的财政税收制度，认为早在战国时代，财政国家的基本概念就已经在中国显现，“秦、楚、齐以及燕等外围国家的统治者建立了掌控经济资源的官僚体系，而后者正是财政国家的标志”（《剑桥中国经济史》，第67页）。但万志英“财政国家”指的是战国时期国家赋税制度及相应的官僚行政机构的建立，而不是财政从市场汲取资源。
就宋代财政货币化和税收来源的变化，虽然其意义并未像熊彼特税收国家理论那样引起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型并导向现代国家治理模式，但它仍然说明宋代国家治理模式上的改变。财政的货币化比起实物来说，从征收、运输到使用，更为灵活、经济和高效。从征税对象来说，从人头税转向财产税，从向生产者征收直接税到从商品流通环节征收间接税也更为公平。历史上任何时间，税收作为国家获得社会资源的制度必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宋代通过商税和对特定商品实行专卖以获取财政收入，是政府与商人博弈的过程，比起向生产者直接征税，其强制性是最少的。
以货币形式从社会汲取资源，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是不可能的。宋代财政的货币化必然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过分强调政府强制作用而否认商业发展才是财政货币化的基础是不客观的。同时，宋代财政的货币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对市场规模的扩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分工及社会的进步。宋代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经济繁荣，社会关系契约化，以及社会风气的空前开放，未尝不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
同样地，宋代国家信用纸币是以财政的货币化为前提的，尽管宋代纸币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欧纸币的产生，在时间上和路径上不尽相同，但是它仍然符合货币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不能以它不同于西方纸币的道路和不符合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理论而否定其合理性。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货币经济才是货币存在的理由，这一经济只有在人们需要它并能够为它承担开支的地方才能确立。它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取决于带动它的那个经济的灵活和复杂程度。所以有多少种经济节奏、体系和形势，就有多少种货币和币制。”（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2002年，第519页）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后转载。如需引用，请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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