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品读金城银行兴衰转型 从北洋根基到全国布局

首席收藏讯 民国金城银行，以"金城汤池，永久坚固"的寓意命名，是当时享誉全国的"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之一。这家由周作民于1917年创办的私营银行，凭借对民族工业的深度投入，成为近代中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典范。本篇就与大家分享与民国金城银行相关的历史信息及精彩拍品：

1917年5月15日，天津解放北路108号响起了金城银行开业的钟声。此时的中国，北洋军阀割据，民族工业在夹缝中萌芽。银行创始人周作民，这位曾留学日本、深谙金融与实业关系的淮安才子，汇聚了安徽督军倪嗣冲、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等军阀官僚资本，实收资本50万元，开启了创业之路。​

创办初期，金城银行便展现出与其他银行的差异。当"北四行"中的盐业银行热衷公债、大陆银行专注房地产时，周作民明确提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对紧密的关系"，将投资实业视为"天职"。这种定位让金城在北洋时期迅速站稳脚跟：对财政、铁道两部放款较多，参与经营通成货栈、太平保险等企业，1921年与盐业、中南银行等组成联营机构，奠定"北四行"的北方金融版图。​

资本的扩张印证了其成功：1922年资本增至500万元，1927年达700万元；存款从初创时的零星数额，到1936年飙升至1.83亿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1927年后，周作民审时度势向南京国民政府靠拢，经营重心逐渐南移，1936年总行迁至上海，完成从区域银行到全国性金融机构的跨越。​

金城银行的命运，始终与创始人周作民的人生轨迹深度绑定。这位出身教书先生家庭的金融家，15岁师从罗振玉，22岁赴日留学，深谙"金融资本须扎根产业土壤"的道理。1915年脱离财政部进入交通银行后，他敏锐察觉到民族工业的融资困境，这成为创办金城银行的初心。​

周作民的经营智慧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左右逢源"的政治敏感度——北洋时期依托军阀资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靠拢政权获得财政支持，抗战时在上海租界维持业务，解放后成为首个从香港回归的私营金融业领军者，展现出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其二，"产业深耕"的投资策略——效仿日本三井、三菱模式，通过放款、控股、人事参与等方式深度绑定民族工业，而非单纯追逐金融投机；其三，"联盟共赢"的格局——推动"北四行"联营，通过通成货栈、诚孚信托等机构整合资源，形成金融合力。​

1951年，周作民从香港回归北京，1952年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以主动姿态融入新时代，其人生轨迹成为近代金融家适应时代变革的缩影。​

金城银行的史册上，最耀眼的篇章是对民族工业的持续输血。在"北四行"中，它是唯一将工业放款作为核心业务的银行，1927年前工业放款占比已达25%，抗战前更是常年维持这一比例，远超同业。​

纺织业是金城投资的重中之重。1927年后，中国纱业陷入危机，金城与中南银行联手，以"放款转资本"方式收购上海溥益纱厂、天津北洋纱厂，代管天津恒源纱厂，对大生纱厂注入巨额资金。为高效管理这些企业，1935年两行联合收购诚孚信托公司，由周作民任董事长，开办纺织培训机构与铁工厂，形成"纺织染"一体化产业链。诚孚信托不仅让濒临破产的纱厂转亏为盈，更培养了大批纺织人才，成为金融资本拯救产业资本的经典案例。​

对永利制碱公司的扶持，更是铸就金融史上的佳话。1921年，当永利创始人范旭东为试制纯碱(碳酸钠)四处碰壁时，金城银行顶住"风险过高"的非议，与之签订10万元透支合同，后逐年增至60万元。要知道，当时永利面对的是垄断中国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试产八年间屡遭技术失败，金城的放款几乎是"押上声誉的豪赌"。1928年，永利"红三角"纯碱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博览会上获奖，逐步击退洋碱，背后正是金城"雪中送炭"的坚守。​

金城银行的发展并非坦途。1937年抗战爆发后，总行退至上海租界，业务增速放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周作民在香港被日军拘捕，虽次年获释返沪，却坚决拒绝与日方合作，仅维持银行基本运营；1948年国民党推行金圆券政策，金城被迫交出积累的外汇，元气大伤。​

新中国成立后，金城银行迎来新生。1951年参与"北五行"联营联管，1952年12月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与其他银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完成了从私营金融机构到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组成部分的转型。天津总行旧址如今仍矗立在解放北路，见证着这段从"产业金融先驱"到"公私合营典范"的历史跨越。​

金城银行的40余年，是近代中国金融资本探索"实业救国"的缩影。它不同于盐业银行的公债投机、大陆银行的房地产布局，始终以"金融赋能实业"为核心，通过资本渗透、管理介入、产业链整合，让银行与民族工业形成共生关系。​从天津初创到上海腾飞，从战火坚守到转型新生，金城银行以"坚固如金城"的韧性，在近代中国金融业写下了不可替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