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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袁世凯统治时期,盐业作为财政大宗被提上重要日程。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这位袁世凯的表弟、著名收藏鉴赏家张伯驹的父亲,受命筹办盐业银行。其创设初衷直指盐务:"以辅助盐商维护盐民生计、上裕国税、下便民食为宗旨",旨在通过金融手段稳定盐业产销,保障盐税收入,这与当时袁世凯政府偿还"善后大借款"的财政需求紧密相关。银行初创时拟为官商合办,计划由盐务署拨发官款,后因官款未能到位,转为商办。额定资本500万元,分5万股,每股100元,先收四分之一以上即可开业,至1922年收足全款。天津八大家中的杨、黄、石、卞等家族踊跃入股,初期存款达两千万元,为银行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总行初设北京,依托北洋政权的支持,迅速在盐务产销区布局机构,与长芦盐商建立大宗业务往来,成为国内首家盐务专业银行。
盐业银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因盐务署未能拨付官款,反而调回前期资金,加之盐务区业务开展不畅,银行不得不调整战略:全部改招商股,裁撤部分盐务网点,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这一转变成为其发展的转折点。
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被捕,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接任总经理,开启了银行的黄金时代。吴鼎昌凭借出色的经营能力与广泛的人脉,推动银行业务全面扩张:以抵押、收购等方式掌控大批纱厂、航运、外贸、化工企业,金融触角延伸至国内外;1921年与金城、中南、大陆银行组成"北四行"联营事务所,形成北方最具实力的金融集团,著名的四行仓库便源于此联盟。
资本与业务的增长堪称惊人:存款从1915年的463.5万元增至1937年的9165.5万元,增长19.7倍;放款从403.8万元增至7814.1万元,增长18.35倍;1919年股东纯益率高达47.6%,连续四年超40%,效益居当时北四行之首。1928年总行迁至天津,1934年再迁上海,完成从北方到全国性银行的布局。
盐业银行的辉煌不仅体现在业务数据上,更凝固在建筑遗产中。1925年,天津盐业银行大楼由著名设计师沈理源设计完成,1928年8月投入使用,这座融合古典与现代风格的建筑,见证了盐业银行在"北四行"中的领军地位。天津盐业银行旧址因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价值,2004年被划定保护范围。2008年津湾广场建设中,其附属文物遭破坏,国家文物局专门发文制止,足见其历史地位之重。如今,这座大楼仍作为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营业部使用,延续着金融血脉。
抗战爆发成为盐业银行由盛转衰的分水岭。1937年后,吴鼎昌离任,任振采兼代总经理和董事长,银行大楼被日军强占作营房,业务遭受重创。1945年复业后,首脑易人,领导作风保守,加之恶性通货膨胀与官僚资本扩张,业务日益萎缩。
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盐业银行股本被调整为120万元金圆券,实力大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银行顺应时代潮流:1951年9月参加"北五行"联营联管,1952年11月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了从私营银行到社会主义金融机构的转变,为其四十余年的历程画上句号。
盐业银行的历史,是民国民营金融业发展的缩影。它诞生于北洋政权的财政需求,凭借盐务专营起家,在转型中抓住机遇,依托"北四行"联盟成为全国性金融巨头,以惊人的效益创造了辉煌;却又在战争动荡、官僚资本挤压下走向衰落,最终在时代变革中完成转型。盐业银行的兴衰轨迹,深刻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的复杂互动,为人们理解近代中国金融史提供了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