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朋友只晓得我是个走街串巷的一线地皮客，常年下乡收老货，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也曾是个漂泊异乡的“打子仔”，在广东话里被称作“靓仔”，更多时候，我的身份标签是“农民工”。
身为七零后，我们这一代人好像什么好事都没赶上，可倒霉的事却一件都没落下。
那年单位改制，我成了“下岗分流”中的“光荣”一员。带着些许迷茫和不甘，我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第一站，是苏州吴江的平望梅堰镇，一家名叫迪宇喷织公司的工厂。
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这里的老板。他姓皇，皇帝的皇，不是黄色的黄。老板人很和气，没什么架子，是泥瓦工出身。因为他哥哥当时是镇党委书记，他借着这层天时地利，创办了这家织布厂。
我进厂时，企业已经运转两年，拥有一百台日本丰田喷气织机。而老板新近又购入了六十台，来自国营苏伦厂的老式比利时毕加诺织机。
正是这批设备，让我有了进厂的机会。
这些老爷机极其落后，显示屏上全是外文，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虽说和我原单位的机器属于同一品牌，但至少落后了两代。说实话，刚接触时我根本无从下手。
幸好，当时与我同去的老乡尹哥曾在广东修过这种机型。我请他把常见故障代码写在一张纸上，折好塞进上衣口袋。遇到搞不定的，就掏出来对照；再弄不懂，就发信息问他。
就这样摸爬滚打一个多月，我才慢慢适应了这份工作。
老机器故障频发，我们实行十二小时对班倒，每到周末转班更要连续工作十八个小时。
说实话，累得够呛。
但在那个年代，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一抓一大把。月薪两千五的机修工作，已经非常难得。
我别无选择，只能任劳任怨、忍气吞声。
也许有人会说这点钱太少，可要知道，那时苏北的普工月薪才几百块，我们这收入，当时堪称“天花板”级别。
后来，尹哥被厂里原来从苏伦厂过来的那批人排挤走了。
也许是因为我看上去更老实、更好控制，他们留下了技术稍逊的我，挤走了能力更强的尹哥。
一时间，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厂里明显分两派：一边是老板的初始创业团队，另一边则是随设备从苏伦厂过来的、以殷工为首的技工群体。
两派脸和心不和，明争暗斗不断。而我，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党外人士”。
说实话，那两年受的委屈，罄竹难书。
后来我也学聪明了，开始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在中间周旋。尤其是有一次，我斗胆和苏伦厂那边的带头人殷工（时任厂长）正面“决斗”了一场。
自此之后，两派竟然都开始拉拢我。我的日子，才渐渐好转起来。
皇老板为人宽厚，每次在外面碰到，总会客气地点头打招呼。他是我打工这些年里遇到的最好的老板。即便回乡多年，我仍会时不时想起他。
我在这个厂整整呆了九年。最后离开，实属迫不得已。尹工走后，老板先后换过两任厂长，一个是安徽人，干了两年走了；后来是一位女厂长。
她上任后推行新“政策”，刻意让我们两个班的机修工互相竞争。本是朋友，一下子成了仇人。
最终，我们班败下阵来，不是技术不如人，也不是效率跟不上，而是被人打了黑枪、告了黑状。
老板心里可能也有数。虽然我们被迫辞职，但最后一个月只上了十天班，他却特意嘱咐财务，给我们按整月结算工资。
多年后，我在苏州铲地皮时，还特意绕去老厂址看了看。毕竟在那里付出了九年的青春，说没感情是假的。
人这一生，能有几个九年？
可惜物是人非，厂子早已不在。听当地一位老同事说，老板后来被人带去澳门赌博，输得很惨。
人还被扣下了，家里只好变卖了工厂和别墅，才勉强凑齐赌债。一位曾经身家过亿的老板，一夜间跌回原点。
无论如何，皇老板是个好人，当年待我也不薄。
如果以后有缘在吴江铲地皮时遇见他，我一定请他喝两杯，顺便认真听一听，他从身家过亿到一无所有，这大起大落的人生里，究竟有怎样的感悟。
人生无常，珍惜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