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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盘点官方公布的那些印章，也让人疑窦丛生

1楼

5201314 发表于：2025/10/20 9:43:00

一枚印章，不仅是权力的鲜明象征，亦是历史的珍贵信物，更是特定时期政治实体合法性的物质化呈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首个全国性红色政权，宛如革命长河中一座巍峨的丰碑。而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印章，无疑是这段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革命史诗里最具代表性的物证之一。它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在历史的浩瀚苍穹中散发着独特的光芒，见证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然而，围绕着这枚具有至高意义的印章，其形制、版本以及流传历程，却如同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交织着诸多鲜为人知、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这些神秘的故事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魔力，吸引着我们怀着满腔的热忱与好奇，深入其中去一探究竟。（一）在网上搜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显示的是：“该印印面为银质、柄为木质，圆形，直径10.8厘米、高2厘米，印面阳刻繁体隶书。印面文上下呈弧形排列。上方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方“中央执行委员会”，字的两端各是一枚红五星。印的中间图案是麦穗环绕着地球，地球上嵌着镰刀、锤子。地球的上方是一颗红五星。其含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的权力机关，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和最高权力机关。” 图1 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下载的印章图片长征时，由于轻装的需要，锯掉了印章的木柄。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1937年7月8日，***中央郑重声明：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印章交由林伯渠任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保管。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前，要求轻装，林伯渠烧掉多年的日记，却留下这枚印章。他说‘革命的印把子，是永远不能丢掉的’。1959年9月林伯渠捐赠。”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决定筹建革命博物馆（即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并向全社会广泛征集革命文物。1959年9月，作为革命元老的林伯渠同志，怀着对历史的崇高敬意，将他珍藏多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正式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这枚印章如今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林伯渠同志功不可没。他的这一义举，不仅确保了这件承载着中国革命厚重记忆的瑰宝得以永久保存，还能继续向公众展示，发挥其重要的教育和历史价值。国家博物馆特别在其标签上注明“林伯渠捐赠”字样，这不仅是对其捐献行为最核心、最权威的认定，更是对林伯渠同志高尚精神的永久铭记。从上述史料记载看，这枚印章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同时也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有这一枚印章。图2 国博馆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模（二）史料记载：1936年10月，刚刚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及其所属的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教导团等两万余名将士，奉命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此时，中国共产党正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奋斗。在西北地区，党对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未根本改变，仍然逼迫部队“剿共”。由于战略局势的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在敌众我寡、弹尽粮绝的艰难处境下，西征不幸失利。从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4月间，西路军历经70余次大小战斗，歼敌2.5万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阵亡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其中部分被俘战士经祁连山脉，被转押至西宁、循化等地。反动军阀马家军强迫他们在西宁修桥、盖房，大量西路军战士遭到马家军惨无人道的迫害。据统计，约6200余人被押送到西宁，其中2000-3000名西路军战士在西宁惨遭杀害。1955年，西宁市委和市政府在整理西路军烈士遗骨和遗物时，发现了三枚大印。然而，当时这三枚大印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到40年后的1990年代中期，这三枚大印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见图3）。图3 这三枚大印分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印章。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直径为10厘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印章的直径均为9厘米。与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印章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直径小8毫米，“革命军事委员会”印章的直径也小于军博馆藏的同类印章。此外，印章材质也完全不同，国家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馆藏的印章均为银质，而这三枚印章均为木质。经史学家考证，这三枚印章很可能是张国焘擅自雕刻的，堪称其分裂党中央的有力罪证。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1936年6月，张国焘已取消“临时中央”，其擅自雕刻的印章理应作废处理。不可能让人长期携带已经作废的公章转战南北，因为这既无实际用途，也缺乏主观动机。再者，1936年10月组建西路军时，张国焘已在延安，西路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政委是陈昌浩，张国焘并未参与其中。如果说是为了销毁罪证，几个小小的印章扔进火炉烧掉即可，何必大费周章？比较合理的情况应该是：中央组建西路军的目的是想要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更好地接收苏联援助的物资。作为中央派遣的部队，西路军需要处理正式事务，国际联络也需要官方凭证。这三枚木质印章可能是中央政府为了方便其行动，专门雕刻用于建立地方政权或签署协议的。（三）有一次，我前往石家庄拜访已退休的河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张清华先生。张先生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史料收藏家，他的藏品中有一本极为珍贵的外文版史料——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本书的第147页上，印有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印模（见图4右边图）。张先生收到这本书后，于2017年10月17日在《党史信息报·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珍稀的苏联版“二苏大”文献集》的文章，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情况。文章认为，这本书是最早介绍“二苏大”情况的外文书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图4 俄文版印模除了张先生收藏的这本俄文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外，我在其他收藏家那里还见过1933年俄文版《苏维埃中国》和1934年俄文版《中国苏维埃》两本书。在这些书中，刊印了同样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模。仔细观察这个印模，能够很明显地发现它带有浓郁的苏联风格。印模之上，地球居于中央位置，而在这地球图案的中间，镰刀与斧头交叉的图案格外醒目，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设计正是苏联风格的典型体现。再看印模上稻穗与麦穗的部分，它们环绕在周围，然而仔细分辨会发现，稻穗与麦穗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二者在形态和表现上似乎被模糊处理了。这些俄文版资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可是具有重要权威性的宣传报道文献。它们承载着特定的使命和意义，是那个时代信息传播和思想宣扬的重要载体。每一页资料上的文字和图案，都仿佛在诉说着当时的故事和背景。那么，共产国际为何会在多次报道中使用这样一个印模呢？这着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按常理来推断，共产国际既然能够获取“二苏大”会议文件，这说明他们在信息获取方面有着一定的渠道和能力。“二苏大”会议作为当时重要的会议，其文件的获取并非易事，共产国际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他们有一定的资源和途径。既然如此，他们肯定也有能力搞到正规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模。但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多次使用了带有苏联风格的印模，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和考量呢？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国际最早给中国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印章？从历史背景来看，20世纪初，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国际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组织，积极推动各国共产党的发展与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在理论、组织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共产国际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与指导。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制定相关的标识、印章等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当时，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一个统一且具有权威性的标识来代表新生的革命政权。共产国际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成熟的组织体系，他们或许认为为中国制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印章，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苏维埃政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紧密联系，增强其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影响力。而且，苏联作为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其风格和模式自然成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的重要参考，这也解释了印模带有苏联风格的原因。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共产国际在早期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开展革命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成果，其政权建设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在印章的使用和制作上，可能存在着信息传递和沟通不畅的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虽然紧密，但由于距离遥远、通讯手段有限等原因，在一些细节上可能出现偏差。也许共产国际在制作印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文化特点，只是按照他们的常规模式进行设计。而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的政权建设过程中，可能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对印章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形成了后来正规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模。另外，从历史资料的研究来看，虽然有俄文版资料显示共产国际在多次报道中使用了这个印模，但这并不足以确凿地证明它就是最早为中国制定的印章。这些报道可能只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使用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印模来代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而不一定是实际用于政权运作的印章。要确定这是否是共产国际最早给中国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印章，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更多的历史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印模的风格和报道的使用情况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综合考虑历史背景、政权建设的实际情况以及信息传递等多方面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的发展历程和决策过程。（四）2003年，我在福州的旧书市场购买了一本《福建革命史画集》。这本画集于1982年由***福建省委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精心编辑，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画集的第101页，展示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印模（见图5）。从理论上讲，由***福建省委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书籍，不存在作假的动机和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尚未形成对苏区文物的交易热潮，也没有制造赝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画集中所展示的印章的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从直观感受来看，这枚印章的设计十分规范。尤其是两边的嘉禾对称，嘉禾下方的结带工整大方，上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下方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字体具有鲜明的苏区风格和韵味。整个印章层次分明，布局合理，展现出一种庄重而大气的美感。图5在研读曹春荣先生的《翻天覆地》（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12月版）一书时，我在第12页发现了一个与《福建革命史画集》（见图5）中完全一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模。这让我感到困惑，因为这个印模与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印章并不相符。我特意就此问题向曹先生请教。曹先生退休前担任***瑞金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退休后依然长期致力于苏区史的研究，笔耕不辍，经常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地方党史研究专家。他所撰写的史料绝非随意杜撰，他回答说这个印模是引用了瑞金博物馆的资料。瑞金博物馆如今更名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它是为纪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领导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以及缔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而建立的革命类纪念馆。该馆于1958年正式开馆，2004年进行了改扩建，2007年竣工并免费对外开放。馆内藏有1万多件文物，其中一级藏品148件，二级藏品365件，三级藏品621件，还管辖着瑞金革命旧居旧址126处，包括3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25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由此看来，《福建革命史画集》中的印模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源自瑞金博物馆。然而，瑞金博物馆的这个印模又是如何得来的呢？馆内究竟有没有收藏这枚印章？我向多位在瑞金博物馆工作的人员询问，他们均表示不清楚此事。馆藏藏品目录中找不到这枚印章，其具体来历也无人知晓。如此珍贵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理应是国家一级文物。如果国家一级文物在目录中都查不到，那么该馆大概率是没有这枚印章的。既然没有这枚印章，那么这个印模又是从何而来呢？这或许要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问题说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印章是最高级别的印章，印章中间的图案很可能就是国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印章（见图6）中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6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召开。大会期间，通过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等法律法令以及经济政策等重大决议案，发表了对外宣言，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但在这次会议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关于国徽、国旗的内容并未通过。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作为独立的决议获得通过。其具体表述如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规定如下：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地球上的镰刀锤子为黑色，五角星为黄色。（二）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但是，认真阅读“二苏大”文献对国徽的表述，发现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国徽是一个图案，通常不应附带文字表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等文字不应出现在国徽上，就像我国现行国徽并无文字说明一样。实际上苏联的国徽、朝鲜的国徽、国民党政府的国徽等等，统统都没有文字。其次，“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的嘉禾图案说明，与“一苏大”之后开始使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中间图案刚好相反。印章上的嘉禾图案左边是谷穗，右边是麦穗，从直观上看，右边麦穗的麦芒较长，而左边谷穗没有谷芒。最后，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五角星之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三层叠在一起，实际制作中难以实现。正因为“二苏大”文献对国徽的表述存在实际操作的困难，解放初期瑞金博物馆在复原国徽时进行了变通处理（见图7）。他们将地球两边的嘉禾改为对称，没有区别谷穗与麦穗；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写在下方，并在两边各加了一个五角星。这个复原国徽虽然看起来较为美观，但与“二苏大”文献中的描述并不相符。图7在瑞金博物馆复原制作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之后，由于当年林伯渠尚未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因此大家对这枚印章的样式并不熟悉。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在举办展览时急需这枚印章。于是，很可能是基于复原国徽的思路，干脆仿照国徽图案制作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具体做法是将国徽下方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几个字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此，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应运而生（见图5）。这个经过集体讨论复原的印模，一直使用至今（2025年9月），仍然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二楼展览大厅展出。关于瑞金博物馆复原制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的情况，是有历史记载的。而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的复原，目前只能基于逻辑推理。其真实情况如何，期待相关同仁提供更详实的资料。（五）在瑞金博物馆，人们有幸觅得一枚珍贵的印章实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大厅的显著位置，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印静谧陈列（见图8）。对于参观者而言，这无疑是极具直观性的历史见证，令人观之振奋不已。然而，依正常逻辑推断，这枚印章极有可能是一枚复制品。实际上，复制品亦非可随意制作，它同样具备明确的来历与严格的管理规范。依据国家文物局的相关规定，针对政府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复制，若涉及一级文物，必须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正式批准。此枚复制印章很可能系国家博物馆制作，毕竟唯有国家博物馆拥有这枚印章的原件及其复制权。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枚复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与原物并不契合。从图1和图2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印面左边（印模右边）的五角星处存在一处明显的凹陷。尽管并无史料记载该印章何时磕碰损坏，但从瑞金博物馆馆藏的文物印模（见图9）来看，至少在1933年4月以前便已损坏。国家博物馆在复制这枚印章时，理应严格依照文物原件进行复制，而不应为求美观而加以加工制作。否则，复制品便会丧失其应有的价值。譬如，在罗马神话中，维纳斯作为美的女神，其原本断掉的手臂若为美观而修复完好，那便是典型的“画蛇添足”之举。瑞金博物馆展览柜中的这枚印章亦是如此。原件有一处凹陷，却被修补完整。虽直观上显得更为美观，却违背了历史事实。此类复制品极易误导参观者，尤其是苏区文物鉴定者。瑞金博物馆身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同时亦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所在地，其所展出的苏区文物无疑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这枚印章既然能够在博物馆中展出，想必背后或许存在特殊的缘由。难道它真的另有渊源？其背后的历史真相究竟为何，仍需进一步考证与探究。图8图9（六）上述所提及的五枚印章皆为官方公布之物，绝非民间随意镌刻而成，故而具备一定的权威性。然而，后四枚印章的真实性着实令人心生疑虑。尽管疑窦丛生，但欲以寥寥数语阐释清楚却并非易事，毕竟部分历史问题着实错综复杂。加之当前缺乏可靠的史料予以佐证，若仅凭借逻辑推理便贸然下结论，既不科学，亦不合适。此类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权处于持续发展与变革的进程中。受战争环境及物质条件的制约，印章的制作与使用或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与场合，可能需要制作不同版本的印章以契合实际需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远非“仅有国家博物馆所藏一枚”这般简单。它宛如一段浓缩的历史，映射出革命初创时期的实践智慧、意识形态的跨国影响、历史文物传承的偶然与必然，以及后世对历史的记忆与塑造的多重面相。解开这一谜团的意义，不仅在于判定哪枚印章为“真”，更在于洞悉历史符号在不同时空、不同语境下的生成、流变与接受过程。它警醒我们，历史研究需秉持一种开放且辩证的视角，在尊重权威定论的同时，勇于接纳新发现的线索，审视不同来源的叙事，进而不断丰富与深化我们对往昔的认知。这枚小小的印章，承载着一段宏大历史的厚重与温度，其每一个版本，皆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独特印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之谜，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道难题。尽管我们已掌握了一些关于这枚印章的信息，但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我们期望相关同仁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料与证据，携手揭开这枚印章的神秘面纱。无论这枚印章的真相究竟如何，它都将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我们铭记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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