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苏北大地铲地皮，尤其是淮安、宿迁、连云港、盐城、扬州等地区，最常遇到的，当然是宝苏局大钱：苏百、苏五十、苏十。运气好、财神爷关照的话，还可能铲到苏二十、苏三十。至于苏千、苏五百、苏五，就别想了，比买彩票中五百万都难，哈哈。
除了各种宝苏咸丰大钱之外，大概率能够铲到的大钱，就是明代的天起通宝大钱了。
天起通宝大钱版别特别繁杂，有上十下十、府十镇十、十一两、密十一两等等，细分版别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笔者在一线深耕多年，碰到过的天启大钱自然不少，也由此产生了很多故事。
最常见的，当然是普通天启通宝上下十以及天启十一两，至于镇十府十密十一两，始终是只闻其声未见其影。
收到过最好的几枚天启大钱，至今仍记忆犹新：一枚天启十一两大宽边，又称淮安版天启十一两，让给了东北的藏家顾总；一枚异书版下十，让给了苏州的明钱大家罗总。
过手的天起大钱数量不少，但我最喜欢的，仍是普通天启通宝十一两。
因为它既厚重压手，又接地气，价格还适中，让我们普通泉友玩得起。
上十下十太薄，密十一两又太贵，都不是最好选择，呵呵。
“天启十一两”并非独立的年号钱，而是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年）铸造的 “天启通宝”背“十一两”大钱，也就是民间所说的 “当十钱”。
它的诞生背景，和明末内忧外患的财政困境密切相关。当时战事频繁，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于 天启元年（1621年） 下令铸造大面额钱币。
天启二年（1622年）七月，更是在北京和南京正式开铸折十大钱，希望用更少的铜料解决财政问题。
除了直接的财政因素，铸造这种大钱还有几个重要的背景：
解决“钱荒”与通货膨胀：明代中后期白银货币化，加上民间囤积，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一度紧缺。铸行大钱虽然初衷是缓解“钱荒”，但无节制的滥铸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抑制民间私铸：当时民间私铸劣币问题严重，官方铸造这种用料足、工艺精良的大钱，也有以良币驱逐劣币的考量。
“十一两”的含义
钱币上“十一两”几个字并非指它的重量是“十一两”，而是采用了记值与记重相结合的方式：
“十”：指这枚大钱 折合十文小平钱（“当十”）。
“一两”：指这枚钱币的 法定标准重量为一两。
因此，“十一两”应解读为 “折十，重一两”。它的标准重量约37克，直径通常在46-49毫米之间，体量颇为厚重。
复杂多样的版别与铸地
由于中央和地方各自为政，天启大钱的版别异常丰富。其中，带有“十一两”记重的钱币，主要由京师（北京） 的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造。
除了“十一两”，背文还有 “府”（宣府）、“密”（密云）、“镇”（蓟镇） 等代表铸地的文字，以及“工”、“户”等代表铸局的标记。
这些钱币因铸造地和铸造时间不同，细节上又形成诸多差异，成为今天钱币收藏中的重要研究对象。
短暂的铸造与深远影响
然而，由于大钱发行泛滥、质量低劣，迅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在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朝廷被迫下令停铸，并以白银回收当十钱。
这种“当十”大钱的正式铸造时间不过短短三年左右，但其影响极为深远：
开启钱背多样化先河：天启大钱的背面铭文种类繁多，被称为 “开启了我国古代钱币背面版式多样化的先河” ，对后世钱币（如崇祯通宝）的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末货币体系的缩影：“天启十一两”集中反映了明末政府财政危机、货币制度混乱以及社会矛盾加剧的复杂局面，是解读那段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1620年至1627年在位，年号“天启”。
他的统治时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朝政从初年的“众正盈朝”，迅速滑向宦官专权的黑暗深渊，个人则以“木匠皇帝”的称号闻名于世。
他年少登基，毫无治国经验，却天生一双巧手，对木工营造痴迷至极。
戏剧性的登基与悲情的早年
朱由校的登基充满了偶然与仓促：
登基背景：其祖父万历帝在位48年，父亲光宗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便因“红丸案”暴毙，朱由校在“移宫案”风波中被群臣仓促拥立为帝。
教育缺失：由于祖父不喜其父，朱由校自幼未受重视，连一天正规的储君教育都未接受过，近乎“文盲”。
情感依赖：他幼年丧母，极度依赖乳母客氏，这份情感使其即位后对客氏宠信有加，为日后宦官干政埋下伏笔。
“木匠皇帝”：被历史铭记的天赋与爱好
天启帝虽对政事兴趣寥寥，但却是天才的木工匠人，这份痴迷也主导了他大部分的个人生活：
巧夺天工：他心灵手巧，技艺远超能工巧匠，曾耗时一年设计制作出可折叠的床，还做过精巧的乾清宫微缩模型。
废寝忘食：对木工的痴迷常使他忘记吃饭睡觉，甚至将自己的作品拿到市集售卖并大受欢迎。
监工盖房：他亲力亲为，常与太监们一起研究营造，对皇极殿（太和殿）等重大工程异常热衷，连安放房梁都要亲自过问。
失控的朝局：魏忠贤专权与党争
天启帝的“放权”，将帝国推向了内斗的深渊，其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初期（1620-1624）：起用东林党人，一度呈现“众正盈朝”的局面。
中后期（1624-1627）：厌倦党争且为制衡东林党，开始扶持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
魏忠贤掌权后疯狂报复，制造了“乙丑诏狱”、“丙寅诏狱”等冤案，大批东林党人惨遭杀害。魏忠贤权势熏天，人称“九千岁”，这期间国内矛盾激化，各地兵变民变不断。
内忧外患的辽东危局
天启年间，辽东后金（清）的威胁日益严峻：
用人失误：即位之初罢免了懂军事的熊廷弼，导致沈阳、辽阳失陷。重新启用熊廷弼后，又在其与王化贞的争执中优柔寡断，最终导致广宁惨败。
自毁长城：在魏忠贤的策划下，天启帝最终冤杀了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虽然后来重用的孙承宗、袁崇焕取得了“宁远大捷”等胜利，但他晚年也开始猜忌这些忠臣良将。
盖棺定论：昏聩的君主，还是被误解的天才？
关于天启帝的历史评价，争议从未停止：
传统负面评价：清朝官方《明史》严厉批评其重用阉党、迫害忠良，导致人心离散，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近年的翻案观点：有观点认为，重用魏忠贤是其制衡文官集团的手段，而他本人也并非不理政事，只是被东林党人刻意抹黑。但这种说法多为推测，缺乏坚实史料支撑。
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校在划船嬉戏时落水，受惊吓后落下病根，最终因服用“仙药”病情恶化，于八月二十二日（9月30日）驾崩，年仅23岁。临终前，他将帝位传给弟弟朱由检（崇祯帝），并嘱托其善用魏忠贤，然而后者并未采纳。
总的来说，天启帝是一位个人悲剧与帝国悲剧的集合体。他登上皇位并非所愿，却被迫扛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而他个人的逃避与纵容，恰恰成了压垮骆驼的又一根稻草。
“天启十一两”大钱，不仅是一件工艺精美的古物，更是明末那段充满危机的动荡岁月里，王朝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一个缩影。
天启皇帝的功过是非，如今已是历史尘埃，但他留下的无数天启大钱，历经数百年，如今却成了天下泉子们的心头之好。师友们，你们手里有漂亮的天启通宝大钱吗，不妨在留言区展示展示，让大家欣赏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