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春节刚过后的那个下午，邮局的门一开他就冲了进去，口袋里揣着七块钱压岁钱，崭新的票子折得整整齐齐。
十二岁的手按在柜台的玻璃面上，能感到自己心跳的震动。
“猪票，四方联。”他对柜台里的老陈说。
老陈从抽屉里取出一版猪年邮票，用手撕下带左边厂名四张连在一起的，八分钱钱一张，四张一共三毛二分钱。
老周接过邮票，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油墨的味道，带着一种崭新的、属于未来的气息。
他把邮票小心地夹进随身的本子里，然后目光不由自主地向右移动。
玻璃柜台的另一个格子里，摆着几张猴票。面值同样是八分，但旁边用红笔写着售价：四元一枚。
四元。老周口袋里还有六块六毛八。他的手指在柜台上敲了敲，发出轻微的嗒嗒声。“猴票为什么这么贵？”他问。
老陈从眼镜上方看着他：“物以稀为贵。八〇年猴票，发行量少。”
老周又看了看那猴子。大红底金猴，眼睛黑亮亮的，像在看他。他的手指伸进裤兜，触到那些折好的纸币。
四块钱，可以买二十五个最大的二踢脚，能在胡同里炸一个下午。四块钱，能在校门口买八十根冰棍，全班同学一人一根还剩。两块钱……
“要不要？”老陈问，“昨天有人一口气买了十张。”
老周摇摇头：“太贵了。”
他转身走向门口，脚步比来时快了些。玻璃门在身后合拢，发出沉闷的声响。十二岁的少年不会知道，他刚刚与什么擦肩而过。
五年级那年，学校成立了集邮小组。第一节课上，老师拿来一册外国邮票，花花绿绿地铺了满桌。
老周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方小纸片。他入迷了。
邮局离家要过两条马路。那时候的马路不像现在这样车水马龙，但老周的母亲还是叮嘱了又叮嘱。
第一次独自去邮局时，他在马路牙子上站了足足五分钟，看左边，看右边，再看左边，才一溜小跑穿过斑马线。
邮局里有一长溜柜台，玻璃下面压着各式邮票。老周把脸贴在玻璃上，呵出的气雾了柜面，他就用袖子擦一擦，再看。
买不起，看看也是好的。时间长了，柜台里的老陈认识了他，有时会从下面拿出些新到的邮票给他看。“小孩子家，别总光看不买，”老陈说，“攒点钱，买张便宜的先贴着。”
老周就开始攒旧票。信封上盖过戳的，别人不要的，他一张张讨来。今天讨一张长城，明天要一张牡丹，攒够了就往集邮册里塞。
册子是塑料皮的，不厚，但装进邮票后就有了分量。他挟着册子去邮局门口，那里自发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大人们蹲在地上交换、买卖。老周也蹲下去，把册子翻开，怯生生地问：“要不要？”
大人们看他一眼，有的笑，有的不理，偶尔有人停下翻翻他的册子。“品相不行，”他们说，“盖过戳的，不值钱。”
但也有例外。一个戴眼镜的叔叔花两毛钱买走了他的三张旧票，还拍拍他的头说：“小朋友，好好集，将来能升值。”
升值是什么，十二岁的老周不太懂。他只知道自己又有钱了，可以去柜台前买一张新的。
一九八三年的压岁钱，他本可以买那张猴票的。六七个红包加起来，七块多，在当时的孩子中间算得上一笔巨款。
但他买了猪票四方联，买了鞭炮，买了弹球和画片，最后剩下的钱在口袋里叮当作响，又被他在几天之内花了个精光。
四十年后的一个下午，老周路过邮局，想起老陈，想起那个柜台。
邮局还在，只是门面小了许多，集邮柜台早撤了，取而代之的是快递包裹的收发点。他走进去，问一个年轻人：“你们这儿还卖邮票吗？”
年轻人抬头看看他：“寄信的话，柜台有普通邮票。集邮的……早不做了，现在谁还集邮啊。”
老周嗯了一声，转身往外走。快出门时，他又折回来：“问一下，八〇年的猴票，现在什么价？”
年轻人拿出手机查了查，报了个数字。老周愣了一下，没再说话，推门走了出去。
外面阳光正好，照在柏油路上明晃晃的。老周眯起眼，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自己站在柜台前，手指触着口袋里折好的两块钱。那个下午，他选择了转身离开。
现在他明白了，有些东西，错过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