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袜街的梧桐叶又开始落了，老吴踩着满地金黄走进那栋法式建筑时，恍惚以为自己还在1991年。
邮局外的空地上，几个老面孔摆着绒布摊子，只是当年那些红红绿绿的方寸之间，如今少有人问津。
老吴摸出牛皮纸信封，里面静静躺着那张猴票四方连——深红的底子上，黑猴金睛，栩栩如生。
他记得清楚，九一年第一次见它时，地摊老板开价一百元一张。
那年老吴刚过而立，在春熙路一间小五金厂做会计，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块。
暑袜街邮市是他每周必到的地方，不为别的，就为闻闻那油墨味。
《三国》《水浒》的小型张，一块八一张，他攒了整整两册。猴票是“不敢想的”，一百元，够女儿吃三个月奶粉。
邮贩老刘朝他挤眼：“老吴，猴方联四百，带版铭的六百，过了这村没这店。”老吴捏着口袋里仅剩的五十块钱，转身买了套《荷花》套票，五块二。
转过年来，老吴再次路过邮市，猴方联赫然标着“六百八”。
他站在摊前，盯着那只金色猴子看了整整一炷香工夫，烟屁股烫了手指都没察觉。
“会涨，”他心里有个声音说，“这东西会没完没了地涨。”可会计的本能让他在心里扒拉起算盘珠子：六百八，够全家吃四个月肉。于是他又一次转身，买了一本年册，花去三十七块。
九二年春节来得早，腊月二十八，老吴拎着单位发的两瓶全兴大曲从东大街拐进暑袜街。
邮市比往常热闹，卖年画春联的摊子挤进来抢地盘。老吴挤到老刘跟前，开口就问猴票。老刘正数着一沓崭新的大团结，头也不抬：“一千一，方连，带纸边厂铭。”
“啥？”老吴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正数钱买走一个猴方连，数出去的是一叠崭新的“蓝色一百”。老吴心口猛地一揪——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百元大钞。
鞭炮声从远处传来，老吴站在邮局门口的石阶上，抽完半包“红塔山”。
他想起了小学班主任李老师的话：“吴志强，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想得太多。”想得太多的人通常穷得安稳。
可那天不知道是年关催的，还是那叠蓝色钞票刺激的，老吴只觉得血脉里的什么被点燃了。
他转身冲回邮市，从棉袄内袋摸出所有的存折，凑出一千一，把那枚带纸边厂铭的猴方连买了下来。
老刘找钱时多找了五块，老吴又退了回去。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个大款。
猴方连被夹进集邮册的首页，老吴每天下班要翻出来看两眼。那段时间他走路都带风，单位里谁要跟他提邮票他能聊俩钟头。
可人这种动物，一旦开过荤，就咽不回素。九三年春天，股市的消息从深圳上海漫过来，像一场拦不住的春雨。
老吴办公室里那个总穿花衬衫的小年轻，一周赚了他一年的工资。老吴盯着报纸上的K线图，再看看集邮册里那只安安静静的猴子，突然觉得它“死”了。
他几乎是一头扎进了股市，像当年扑进邮市一样。只是这回运气不再，深发展买了就跌，延中实业卖了就涨。
老吴开始频繁地跑成都市证券公司，红马甲比他女儿还小，管他叫“吴叔叔”叫得他心软。他一点点地把集邮册里的家当变卖换钱填进股市，《荷花》套票、《三国》小型张、年册里的筋票……
最后集邮册越翻越薄，只剩下扉页那个猴方连。
九三年冬天来得特别早，老吴最后一次去暑袜街，是想把猴方连也卖了。
老刘的摊位已经换成卖磁带的，满街飘着“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个戴金链子的胖子出价三千，老吴攥着集邮册的手青筋暴起，最后说了句“不卖”。
那天从暑袜街出来，他没直接回家，在府南河边坐到天黑。河水映着两岸的灯火，像一条流淌的金链子。
老吴想起小时候在河边捡铜钱，一枚乾隆通宝能换两块水果糖。如今他怀里揣着三千块钱的猴子，却连给女儿买双回力鞋都要犹豫。
后来老吴终于把猴方连用玻璃框裱起来，挂在客厅正中央。股市里的钱到最后没剩多少，倒是这张猴子成了女儿嫁妆里最像样的东西。
去年女婿来家吃饭，盯着那猴子问：“爸，这值不少钱吧？”老吴笑笑没答，只给女婿倒了杯酒。
暑袜街的梧桐又落了一地，老吴把信封重新揣回怀里。邮局墙上“成都邮政”四个字还是老样子，只是当年卖猴票的老刘据说早去了海南，成了地产商。
老吴走出巷口时，看见一个年轻爸爸牵着女儿路过，小姑娘指着邮局喊：“爸爸，那个楼好漂亮！”
老吴侧身让了让，秋风灌进领口，他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那个腊月二十八，自己揣着刚买的猴方连走出这条巷子时，也是这样的风。
不一样的是，那时候满街都在放《潇洒走一回》，如今放的是《成都》。
那张猴票至今还夹在他家中的邮册里，金睛黑面，看着老吴从青丝看到白头。
有些东西的价值，大概不是用钱来算的——它是一场做了三十年的梦，梦醒了，人还愿意记得梦里那只猴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