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二狗子大名田锐军，因小时候爱养狗且排行老二，张家口老街上的人都喊他田二狗子。2013年之前，他是这条街上最神气的人——不靠别的，就靠那一柜子邮票。
那时候，谁家要寄封信，都得去他那儿买。他开着一间十来平米的邮币卡小店，玻璃柜台里码着整整齐齐的册子，墙上贴着“猴票”的放大版海报。
街坊邻居都知道，老田家的二小子靠“纸片片”发了家。他媳妇戴的金镯子，就是一张“庚申猴”换来的。
可如今，田二狗子的小店卷帘门拉了大半年，玻璃上贴着“转让”两个字，字迹已经被雨水冲得模糊不清。
他现在每天骑着电动车给人送桶装水，偶尔路过原来的店门口，连头都不回一下。
故事得从头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田二狗子从部队复员回来，分配的工作没干两年就下了岗。那时候张家口街面上流行一句话：“要想富，炒邮票。”他拿着买断工龄的一万八千块钱，一头扎进了邮市。
起初只是小打小闹，在工人文化宫门口摆地摊，收几张“老纪特”，转手卖给北京来的邮商。后来混熟了圈子，开始整封整包地进货。
2000年到2012年，是田二狗子嘴里“躺着都能挣钱”的黄金岁月。2003年编年邮票平均发行量只有911万套，2006年更是降到861万套，是编年票中仅有的两年平均发行量低于一千万的年份。量少，稀缺性就在。
一套“唐诗三百首”小版张两年涨五倍，2003年“非典”小版面值六块四，他八块钱收了两千版，捂到2005年出手，一版卖到一百八。那一年，他在张家口桥东区买了套两居室，全款。
“那会儿不叫炒，叫收藏。”田二狗子后来跟人说，“一千万套，全国三百万集邮的，一人分三套，还得留库存。稀缺性在那儿摆着呢，能不涨吗？”
转折发生在2013年。
那年开春，田二狗子照例去北京马甸邮市补货。一个相熟的邮商把他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狗子，赶紧清仓，‘中国梦’要来了。”田二狗子一愣：“什么中国梦？”
对方说：“国家邮政新系列，题材大，上头要求增量创收，单套发行量突破一千六百万。”田二狗子当时就笑了：“你扯呢？一千万都算多的了，一千六百万？那不成废纸了？”
可等到九月份“中国梦”第一组真的上市，田二狗子笑不出来了。这套邮票全套四枚，面值加起来四块四，整版十六套，大版面值七十块四。
业内根据各地销量推测，发行总量大约在一千六百万套左右，小全张另有七百万。而一套邮票的常规发行量不过一千万套左右，这个量显然已经超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店里那批“中国梦”大版，一版亏二十块，两千块说没就没了。
更要命的是，2014年马年邮票接着放量。生肖票原本是邮市的风向标，这一年《甲午年》马年生肖邮票发行量直接拉到7199.88万套，马小版480万，马赠送版650万，马小本850万。
田二狗子记得清清楚楚，马年大版开盘那天，他在店里盯着电脑屏幕，价格从两百一路往下掉，掉到八十的时候，他媳妇打电话问中午吃啥，他吼了一嗓子：“吃啥吃！吃土吧！”
从那以后，一切都变了。
以前预订邮票得托关系，现在邮政的人追着你订。田二狗子硬着头皮又订了三年，想着“总有个周期吧，总会反弹吧”。结果“中国梦”第二组、第三组，“一带一路”，“G20”，一个比一个量大。
到了2017年，他手里积压的邮票按面值算超过一百万，可拿到市场上一问，能给四十万的都算有良心。
有一回，一个年轻人进店翻了翻册子，拿起一套“十九大”问：“这能寄包裹吗？”田二狗子摆摆手：“不能，得贴邮票。”后生说：“那不就跟废纸一样？”
这话像刀子扎心。田二狗子想起2008年那会儿，有人拿“奥运”小版来店里求着他收，他还不乐意。十年光景，倒了个儿。
邮市里的老朋友一个个不见了。老周，在石家庄干了二十年邮商，2016年关门改卖茶叶去了。
小刘，原来在呼和浩特开邮社，后来转行跑保险，见面就说：“狗哥，纸终究是纸，咱醒悟得太晚了。”
田二狗子的下家，北京马甸的几个大户，2018年一个跳了楼，一个跑路去了缅甸。那几年，三折的新票层出不穷，几乎发行一套就破发一套。
全国各大邮市摊位大部分关门歇业，少数出摊的整天也无生意，市场哀鸿遍野。他自己撑到2020年，终于把店盘了出去，盘出去的钱还不够付最后两年房租的利息。
媳妇跟他吵了三年，最伤人的一句是：“你那些邮票，能换半平米学区房不？”田二狗子不吭声。
他知道换不了。他算过，手里那堆“中国梦”整版，一版一百块都没人要，当初可是面值七十块四买进来的，虽说没亏到骨头里，可加上这些年压的资金和时间，跟亏光也没什么两样。
那套“庚申猴”早就卖了给儿子交学费，剩下的全是花花绿绿的纸。
最讽刺的是，去年张家口搞文旅活动，社区让他捐几张邮票当展品。他翻出一套“冬奥”纪念邮票，捐出去的时候，社区小姑娘问：“田叔，这值钱不？”他笑了笑：“值，怎么不值，一张能换俩馒头。”
如今田二狗子送水送到桥西区邮局门口，偶尔会停下来，看着橱窗里新贴的邮票宣传画。2023年的新邮预订又开始了，海报上写着“方寸之间，精彩无限”。他摇摇头，拧开电动车把，嘴里嘟囔一句：“无限？是无限量吧。”
回家路上，他经过新华书店，橱窗里摆着一摞摞邮票年册，标价三百八，无人问津。他想起1997年那会儿，年册炒到八百还得排队抢。二十多年，一个轮回，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媳妇现在不吵了，只是偶尔念叨：“当初要是拿那一百万买基金，现在也不至于……”田二狗子打断她：“别提当初。当初谁能想到，一千万套的稀缺，变成一千六百万套的泛滥，就隔了一个‘创收’的念头。”
他床头还压着一张没卖完的“中国梦”整版，面值七十块四，现在市场价不到三十。他留着，说是“警醒”，其实心里清楚——这辈子，再也不会碰邮票了。
而张家口老街上，再也没有人叫他田二狗子。大家都喊他“田师傅”，那个送水的田师傅，从前好像是集邮的，后来不干了。
原因？没人问，他也不说。只有一次喝多了，他跟送水站的伙计冒出一句：“邮票啊，不是被市场打败的，是被贪心撑死的。”
伙计没听懂，田二狗子也没再解释。他抬头看了看天，张家口的冬天灰蒙蒙的，像极了他柜子里那些积了灰的邮票册。